李必豐全球朗讀活動

文／廖亦武

在布拉格鼎鼎大名的——瓦茨拉夫 哈維爾圖書館，
6月4日將舉行李必豐全球朗讀。
因為小人物應該有自己歷史的命題，
就是哈維爾提出的。

蛙人樂隊至今還在社會底層演出，
以此表明他們和政治權力的疏離。
另外也有音樂名城維也納消息，
維也納大學，也將在6月4日參加李必豐朗讀。
漢學家和詩人圍馬丁主持。

附錄：昆德拉和哈維爾

（廖亦武1996年舊作）

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在這本風靡一時的小說裏，公佈了史達林的兒子英勇殉國的真相。他被關進戰俘集中營後，經常因不注意廁所衛生而受到同監另外三名英國軍官的譴責，甚至虐待。終於有一天，他忍耐不住了，普通的生活齟齬迅速升級為不可調和的種族歧視，他在放風時沖過警戒線撲向鐵絲網，並失控尖叫：“打死我吧！”

哨兵鳴槍示警，他的尖叫化作一陣咆哮似的獸類鳴咽：“打死我吧……”

他理所當然地挨了槍子，迎著陽光，迎著自由飄浮的白雲和崗樓，鳥一般張開雙臂，鳥一般淌著血，從劇烈搖晃的鐵絲網上滑墜在地。哨兵呆若木雞，如此的尋死者他還是第一次碰上。

米蘭・昆德拉評論道：「史達林的兒子，世界上最有權勢的獨裁者的兒子，為了一泡大便而光榮犠牲了。」他曾經面對德國鬼子不屈不饒，對自己的身世守口如瓶。但是，在特定的圈子裏，他的敵手是三位自恃血統高貴的盟國軍官，他們一致通過他是一頭下賤的格魯吉亞豬。

我曾經長久地欣賞昆德拉的歷史態度，他有預謀地一再寫到抽水馬桶，讓人在隆隆轟轟鳴的沖便渦流中感受到一種虛幻的升降，即一種歷史地位的升降。在昆德拉看來，歷史場景的轉換首先取決於把持歷史的人的轉換。所謂中心話語對邊緣話語的籠罩和控制，大約指的就是這意思。「中心話語」在臺上，將每一個登場亮像者介紹給群眾，你什麼也不用講，只管像歌星那樣微笑，揮手就行了。「這就是媚俗，」昆德拉寫道，「媚俗是對人類的絕對否定。」

然而，絕對肯定人類是不是媚俗？昆德拉通過小說安排歷史人物，同史達林的專橫一樣，他將個人對某一制度的仇恨擴大化，認定參加正義戰爭的獨裁者之子為糞便犧牲。這種唐吉柯德式的嘲弄是致命的，潑向敵手的糞便也將弄髒自己的榮譽。

誰沒有操縱歷史的癮呢？面對眾多在人生舞臺上蠢蠢欲動的蟲子，昆德拉為大家設置了一位發笑的上帝，這是街上到處能碰見的後現代的上帝，針對強權和革命，他發笑；針對圍繞這一切的思索，他也發笑。

不知末日降臨的具體時辰，而關於末日降臨的學說卻盛行於世——心靈的空虛難道不是末日嗎？昆德拉說：「在歐洲所有宗教和政治的信仰後面，我們都可以找到《創世紀》第一章。」《大預言》裡說：「1999是創世紀的最末一章，翻完這最後一頁，新人類又會從頭開始。」——這值得笑嗎？還是除了笑著面對莫名的恐慌，沒其他辦法？魔鬼本來就是上帝的兄弟，二者之間的差別是狂笑和微笑的差別，但慈愛的微笑比放肆的狂笑更節制、禮貌，因此也就暗藏著更深的殺機。讓我們象昆德拉所鼓勵的那樣笑口常開吧，順應潮流，到地獄底部去找回天堂。

這正是昆德拉的作品暢銷歐美，中國，成為中心話語的原因。人們通過笑和忘瞭解捷克，也瞭解了「捷克人的地獄就是人類的地獄」，自《好兵帥克》之後，我們已經熟悉了這種睿智，但昆德拉比他的師傅更添了一種解構道義的歷史勇氣。

哈維爾：無權勢者的權力

九十年代初，捷克著名劇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被推舉為國家首屆民選總統，為此，他作了題為《人民，你們的政權歸還你們了》的演說，這不禁讓人聯想到他多年前的另一篇演說——《無權勢者的權力》。

我讀哈維爾的作品有限，所以在這兩篇演說之間，就潛藏著巨大的謎團，這是預言還是承諾？我坐在桌子邊猜測著，遠隔千山萬水和浩淼的時空，哈維爾說，有榮譽感的人渴望過一種歷史生活。

歷史生活是對現實存在的否定，而坐牢和流亡是其中最動人的篇章。「布拉格之春」後，哈維爾和昆德拉作為克里姆林宮支配下的捷克政壇的反對派，一入獄四次，一長期流亡西方，由於所處位置的差異，他們之間關於歷史等問題的爭論曠日持久——最終以哈維爾上臺，昆德拉致電祝賀而落幕。

他們辯論的焦點是：歷史是少數人操作出來的，還是每個人都能夠參與的？天性敏感的昆德拉對一個大國悍然入侵，強迫改變弱小祖國的歷史和現狀感到震驚，這與人民有什麼關係？統治集團之間的摩擦，往往要我們付出血腥的代價——翻開史書，歷史就這樣一幕接一幕地重演——藝術家昆德拉幻滅，但沒有放棄思考，笑是他的特點，可有時笑得令我們想哭，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裡，他描寫了蘇軍佔領首都時，姑娘們撩起裙子，接吻摟抱以挑逗侵略者的抗議方式，這種徒勞的玩笑好似一個白癡兒童在蒙面盜洗劫家園的時候笑著遞上自己的玩具。

我們常說人人都有弱點，而且不少弱點還是與生俱來，那麼強權恰恰建築在人的弱點之上，並施行一種病態統治。加速社會的日常生活化，以物質目標去勞累和麻痹肉體。「布拉格之春」是恐懼的源頭，抹去了這個源頭恐懼就消解了，而沒有源頭的國家也就沒有未來。

這太可笑了，從旁觀者的角度，施虐和受虐既愚蠢又可笑。哈維爾評論道，昆德拉在這兒情不自禁地對自己的祖國採取了置身局外的態度，這是西方人的態度，他已逐漸由民族作家過渡為世界性作家了。

距離產生美感，但歷史不一定是美的。六十年代末，哈維爾從先鋒劇作家的虛構舞臺上走下來，開始了普通人參與歷史的腳踏實地的生涯。

僅僅有良知和勇氣是不夠的，面對傀儡政府和它背後的超級大國，還必須懂得策略。

運作是必要的，由於某種契機，哈維爾有效地利用「蛙人事件」。

蛙人樂隊是當時活躍在布拉格各地下演出場所的搖滾樂隊，指揮和樂手都是外表怪異的年輕人，同哈維爾相差整整一代。有一次，在朋友們的一再推薦下，古典音樂迷哈維爾破格走進貧民窟，在一座下等酒吧裡會見了蛙人樂隊指揮，聽這個才華橫溢的長髮青年談藝術、哲學和夢想，並不知不覺地愛上了他們的音樂。在極端的旋律形式的下面湧流著一種捷克民間的憂傷的東西，在無可奈何的頹廢裡，蘊含著強大的生命能量。傾心古典音樂的哈維爾認為，搖滾也能成為某種信仰。

然而，政府卻禁止這樣的樂隊公演，還以「有傷風化」的罪名逮捕了他們。哈維爾聞訊萬分憤慨，他以一個劇作家的名義，為之奔走呼籲，以良知和正義感動朋友，感動知識界，（他的作為很像三十年代發動社會名流營救左翼作家的魯迅），在國內外輿論的壓力下，一度受正統音樂界歧視的蛙人樂隊被全部釋放。

哈維爾因此聲名遠播，這聲名應證了「無權勢者的權力」，人是需要榮譽感的，哈維爾論述道，一個偉大的作家，不僅應該指出說謊的根源是對生存的恐懼，而且應該通過作品，幫助人們擺脫謊言，重構最起碼的尊嚴——認同歷史，特別是你個人的歷史。

誰也沒有權力嘲弄他人的歷史。

時至今日，我們也沒有見過蛙人樂隊「有傷風化」的演出，但哈維爾撰寫的與之相關的系列文獻卻留了下來。「公眾注目的是哈維爾等社會名流，而不是無辜的搖滾青年，」昆德拉指出，「如果哈維爾真要救他們，可以出錢保釋，也可以捐款給他們的親屬，犯不著冒險製造一次事件。在這場道義較量中，政府輸了，無論放不放人，都被置於尷尬的境地。」

比昆德拉更尖銳的意見是：「下一輪，哈維爾還要綁誰上戰車？」

哈維爾承認自己利用了蛙人事件，但沒有「製造」，種種醜惡得可怕的現象天天發生，人們卻裝聾作啞；在良知、憐憫、正義、邪惡、道德被逐漸淡忘的國度裡，就應該通過運作，使上述的基本常識得以普及。「錢和保釋是針對一般刑事犯人的，而蛙人需要的是對信仰的肯定，特別是知識份子階層的肯定。」這種榮譽感將剌激著這些小人物重視自己的歷史。

人物無論大小，都怕被社會遺忘，但卻自以為有遺忘一切的權利，仿佛忘得徹底，地位也就越高，中國有「貴人多忘事」的說法。相比之下，荒誕劇作家哈維爾因記憶力驚人而過時，他必須採用最現代的舞臺手法去粉碎時尚，推廣往事、血、骨頭、創傷和根。

我們從哈維爾的聲音裏聽見了蛙人，正如從大人物的內心聽見了若干小人物，這種包容不僅是政治、歷史、也是藝術、哲學和宇宙。難怪哈維爾敢於站在美國國會的講壇上說：「我不是向你們求援，我是代表另一個民族，另一個文化背景來同你們平等對話的。」

人可以為一泡大便而犧牲嗎？

小時候，看過一部阿拉巴尼亞電影，其中有個情節現在還記憶猶新：德國鬼子包圍了山村，趕出全體男女老幼，分作幾堆，準備集體屠殺。第一批蒙難者是十幾位老人，他們被押到峭岩邊，納粹指揮官吼聲「預備」，槍口就齊刷刷瞄準了。正在這緊急關頭，有一位老人突然舉手叫：「報告，我知道遊擊隊員的下落。」納粹頭目揮手按下槍口，問道：「哪兒？」「這兒，」老傢夥側過身子，扒下破褲露出乾巴臀部（此刻全村人都怒視著他）：「請你親親我的屁股吧。」話音未落就挨了一槍，緊接著排槍響了，老人們歪七倒八，那怪老頭死也捂著紅彤彤的屁股。

這「英雄」比我們習以為常的書本上的英雄當得窩囊，因此成不了主角，甚至無名無姓。小孩兒喜歡模仿他捂屁股栽倒的情節，沒姓名，我就率先為其取綽號「屁股」，博得喝彩。

英雄成了屁股，正如史達林的兒子成了糞便，但誰也否定不了他們是正義戰爭的殉難者。我不知道昆德拉面臨絕境的時候能否幽默，只知道藝術永遠是孩子，特別是當他偏執地在一次歷史事件中發掘大便，以此進行全方位的聯想時。

小時候看電影，是旁觀經過導演的別國的歷史，大了才知道，我們是無法參與進去的。正如哈維爾說的，當一個人的生死榮辱降到與大便息息相關的時候，誰也拿不準自己會不會豁出命去。史達林的兒子是這樣，喜歡笑的昆德拉也差不多。

寫到這兒，我終於發現當昆德拉和哈維爾辯論歷史的時候，我們所習以為常的那種歷史已被消解了。在價值崩潰的二十世紀末，每個人似乎都有權按自己的想法處理年代、事件及意義，以此構成歷史，或歷史的影子。

人類永遠需要哈維爾。

1996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