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世界是一座窄窄的橋

文／廖亦武

 2011年7月2號上午10點，當我從中國雲南河口過境，夢遊一般抵達越南老街，再驀然回望自己的故土時，腦海里突然浮現出一首歌：

這世界是一座窄窄的橋

不要害怕

會過去的

    這是一首流傳于地中海沿岸的古詩，一位歐洲漁民前幾年來中國旅遊，在雲南麗江和我一見如故，就教我用希伯來語唱它。據說二戰時，許多猶太人，就是唱着它，平靜地走進納粹的焚屍爐。

    我沒有走進焚屍爐。而是穿過酷熱的越南，輾轉華沙，降落在柏林市中心機場。我伸出舌頭舔一舔空氣，甜滋滋的。自由的空氣，甜滋滋的。菲舍爾出版社的高個子彼得老遠就張開了手臂。我的眼睛濕潤了。在一個語言不通的異邦，我該怎樣敘述這些年所經歷過的人和事呢？

                               二

    六四大屠殺之前我是一個反叛傳統的詩人，熱衷於流浪、打架、朝三暮四、胡說八道。我得過二十多個官方文學獎，自以為早晚會在國際文壇上混出點名堂。之後呢，我因詩獲罪，坐牢了。詩人那張浪漫的皮，被活剝下來。接著出獄了。仿佛在一夜之間，世界顛倒，我被遺棄。

    六四大屠殺是一條分界線，之前，大家一窩蜂愛國，之後，大家一窩蜂愛錢。我一個勞改釋放犯，沒錢，就讓人瞧不起。重歸故里時，與前妻，與父母，與兄妹，與故交的重逢，都過分平靜，沒有任何書裡描寫過的激動場面。我女兒是在我入獄大半年之後出生的，三歲多的孩子，一見我露出光頭就驚駭不已，哇哇大哭，接著就躲到門後，暗暗衝這邊噴口水。

囚犯都是光棍漢，有的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瞅不著一個女人。所以漫漫牢獄，性愛是大伙兒最為日常的話題，連有理想有抱負的政治犯也不能免俗。區別只是，在刑事犯集體手淫，搞得整個監室烏煙瘴氣時，政治犯要麽裝聾作啞，要麽逃之夭夭。我曾經和一個人販子是上下鋪，每逢監獄打牙祭，這傢伙必然手淫，有時候動靜過於大，上鋪的我就忍不住敲擊鐵架，表示抗議。於是這傢伙抬起腦袋，手裡一邊繼續，嘴裡一邊嚷嚷：曉得不？刀不磨，要生銹。

    我嗤之以鼻。卻不料出獄之後，果然“生銹”了。我渴望已久的破鏡重圓極其糟糕，沒怎麽接觸，就嘎然而止。前妻爬起來，冷冷地説：我本來不想做，可你剛剛回家，又不能不做。

    我外形呆若木雞，內裡卻翻江倒海。我急忙穿好衣服。三個多月之後，在一場歇斯底里的衝突之後，我們離婚了。這個世道真是人間地獄啊，一個性慾強烈而又不斷早洩的男人，一個落伍的怪物，一份不光彩的政治遺產，出路在哪兒？那些過去的朋友，接過我一次電話，就再也不接了；專程過來請一頓飯，就再也不露面了。我前妻替成都一家夜總會編輯娛樂雜誌，她怕我的光頭惹眼，就買了一頂假髮，逼我戴。有一次夜深了，我擔心她，就戴著假髮去夜總會接人，不料一進門就撞見醉醺醺的一胖一瘦兩個總經理。他們過去都是詩人，也都是我的故人。我們曾一起辦地下詩刊，一起諷刺共產黨。當然，他倆比我愛國，1989年閙學潮，還跑大學校園去朗誦反腐敗的政治詩，而六四那晚，更是激情澎湃地奔成都天府廣場，聲援與武警對峙的學生，送水送乾糧，送頭破血流者去醫院。

    他們認出了我，胖子一把揪下我的假髮説：反革命化啥子妝喲。瘦子接著叫：給反革命來個小姐。我嚇得渾身冒汗。他倆哈哈大笑，就扯我進包間喝酒。

一幫三陪小姐圍過來，卡拉OK也順勢唱起來。胖子掏腰包，散發糖果似的，每人小費一百元。瘦子問我還寫詩嗎。我答寫不出來了。瘦子説：如果你還寫詩，就轉變一下風格和題材，贊美夜總會，贊美夜成都，贊美夜成都的美女以及麻辣燙，可以化名發表在我們的雜誌，也就是你老婆任主編的副刊上。

 我懵頭懵腦地説：從前你們是窮詩人，稍微好點的酒都喝不起，怎麽眨眼就發財？這麽闊氣的場子，一年的租金得十幾萬吧。

 胖子説：貸款嘛，揮霍嘛，銀行有熟人，整垮了就將就這房子和設施做抵押。只可惜小姐們不能抵押。

 瘦子説：鄧小平南巡后，貧窮不再是社會主義，民運不好搞，錢好搞嘛。

 這一夜，我和前妻回到家，不禁感歎國人見風使舵之快。這一胖一瘦，在六四前後的變化，可謂天翻地覆。前妻説：眼紅個啥子？是個男人，就得奮起直追。

 我一時語塞，一夜無眠。大冬天，怕驚擾前妻，就枯坐露天陽臺，良久，抽出洞簫來吹。心太累，我居然吹不響這竹管。我著涼了。第二天，在劇烈的咳嗽中，我給多年摯友劉霞，也就是著名政治犯劉曉波的老婆寫信，其中説：

 無盡頭的麻煩。你熟悉的她已成為在現實中勇於拼殺的女人，然後是女兒撫養問題，然後是朋友之間的無話可說。她說她三十多歲還沒安定的窩，她又說我必須掙錢養女兒。她蔑視我們的過去，這需要勇氣，她最討厭的就是我吹簫，於是我不吹。我的心靈深處還在愛她，但無法按照她所需要的方式去愛她。

一個人時，我常在家裏用兩到三種聲音自問自答：“你好呀!”“好個屁！”“怎麽啦!” “他媽的!”“麻煩!”“野獸！”“我是丈夫！”“他爸!”“夜總會！”“錢，錢是你的命!”“我要革命!”

 我的簫是柔軟的，只有深夜它才像薄薄的刀刃。劉霞，我的朋友，有一天我會吹不下去嗎？我真擔心有一天我會吹不下去。

 這封信的日期是1994年3月26號。接著我與前妻徹底分居，搬回城市另一端的父母家中，像小時候那樣，由大人管吃管住。我兜裡常常只剩幾塊零錢，連門都不敢出。哥哥大毛借我的一萬塊，統統付了女兒的撫養費——她在我坐牢大半年後出生，如今已二十一歲，可和我在一塊的時間，加起來不過兩個月。

                               三

我淪落江湖，以吹簫賣藝餬口。稍有喘息機會，就悄悄寫作關於監獄的個人證詞。六四之前的往事，漸漸離我遠去。靜流無聲，光陰虛度，我以為自己就是世間最倒霉的傢伙。連秘密警察也生出憐憫之心，為我尋一鋪面，登門動員我賣衣服去。我説我不會買衣服。他說這麽簡單的事情都不會？改天我帶你去北門火車站旁邊的荷花池歪貨市場，批發點衣服褲子，還有名牌商標呢，你拿回來，噴點水，刷一刷，抖一抖，掛一掛，就伸展了。再仔細熨一熨，假的就跟真的差不多了。你就麻起膽子跟顧客侃價，憑本事，把十塊左右一件的貨，轉手，翻番，買個五十或一百，不就發財了？我說顧客不是傻瓜。他說哪怕顧客不是傻瓜，你也要認定是傻瓜，做生意就是心理戰。我說萬一露餡兒呢？他說當場識破，你也得死賴到底。如果有人大吵大鬧，不依不饒，你就電話我。我苦笑説，靠警察來收拾爛攤子，這生意我做不出來。他說你做得出來，票子好賺得很。開頭兩年，鋪面的租金我設法替你免掉；一旦紅火了，你就趁熱打鐵，開連鎖店，爭取五年之內開十家，十年之內開五十家，那你就成本市頂級時裝老闆了。如果再上層樓，僱些打工仔，搞個自己的加工廠，仿冒國際名牌，廉價返銷國際，你准變成跨國公司的超大老闆，讓西方人缺了你就沒褲子穿。我被逗得哈哈笑，可一閉攏嘴巴，就感覺自己挺無恥。

那夜我倆頻頻碰杯，爛醉如泥，一會兒勾肩搭背，一會兒反目為仇。 分手時天快亮了，他還在説老廖你再考慮一下？我說不用啦，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

我的獨木橋就是秘密寫作。誰也沒料到，一年之後的某天下午，同一位秘密警察兼酒肉朋友竟率眾突然闖進我的住宅，告之這是“法律程序”，接著出示《警官證》，宣讀《搜查令》，再一寸一寸摸索床，桌子，屋頂，地面，以及若干我平時難以接觸到的旮旯。每個抽屜都拉開了。每個褲兜都翻出來。儘管我的看門老狗玉嘴汪汪抗議，但它的窩還是抄了個底朝天。家裡所有文字類的東西都被當場沒收，其中包括書信，便條，尋狗啓示，以及快結尾的《證詞》的手稿。

我在罪證清單上簽字。然後被警車帶往附近的派出所，接受審訊直到深夜。曾讓我賣褲子的他，送我出門，握手，拍肩，並叮囑“這個月你不得外出”。

轉眼損失了幾十萬字！我疲憊不堪地躺倒，用最不堪入耳的四川髒話一遍遍咒罵自己。接著只能重寫。不值得同情，大夥兒都在生存夾縫間掙扎，沒人覺得這種屁事值得同情——可能是老天爺看不下去了，才執意補償給我一位天使般的女友，乳名宋玉，溫言軟語，不離不棄，陪伴渡過人生中最為窮困潦倒的日子——就這樣，我身體的早洩逐步緩解，可精神的早洩依舊繼續。我喜怒無常，悲歡無度，在酒吧賣藝時，時而低眉順眼，時而高談闊論，有次一時興起，竟使酒瓶砸破一醉鬼的頭，釀成了治安事件。

在底層廝混，與眾多無家可歸者為伍，猶如墜入無底深淵，找不到方嚮，得不到自由。內心有監獄，就永遠得不到自由——這是我的吹簫師父說的，但此刻他在何地？我開始日日酗酒,罵國家罵警察，罵鄧小平罵李鵬，也罵國內精英分子和海外民運分子，罵1989年上街遊行的數千萬群眾。我為什麼要在六四淩晨朗誦《大屠殺》？值得嗎？人死了，倒乾淨了，活著，永遠狗一樣活著，這就是朗誦《大屠殺》的下場！

秘密警察依舊登門拜訪。不知這四面墻裡是否有竊聽設備，我的行蹤，我的人際交往，甚至我的夢，他們都瞭若指掌。我總是做逃跑的夢，上天入地，臂膀如翅膀撲騰，累得喘不過气。我習慣像胎兒一般，蜷縮着睡，儘可能地小點，再小點，似乎這樣就能回到母親子宮。回到子宮才能躲過監視！枕邊的宋玉經常搖醒我，母親一般抱著我。直到又一個噩夢似的白日降臨。

原來是劉曉波通過傳真機，從北京塞過來一份字跡模糊的《請願書》，關於“六四真相”的。我懵頭懵腦地簽字回傳，兩天後，就懵頭懵腦地被秘密警察帶走，在公安局招待所禁閉二十天。宋玉在墻外四處找人，待我終於回家，她問的第一句話是：這樣下去我們還有未來嗎？

我啞口無言。腦海里卻浮現出英國詩人迪蘭·托馬斯的句子：整個世界的災難像雪一様墜落在他的肩上……

                                四

又過了幾年，我結識了六四難屬丁子霖，她聽完我的故事，説你算幸運的！

又過了幾年，我結識了大屠殺畫家武文建，他還沒聽完我的故事，就說你算幸運的！

我説相對死難者，我算幸運的。

他們說不對，相對倖存者，你也算幸運的。

丁子霖教授的獨子蔣捷連，1989年才十七歲，還是中學生，就受愛國浪潮的席捲，全身心投入街頭政治，卻在6月3號夜裡被子彈擊穿心臟，經搶救無效殀亡——丁氏夫婦痛定思痛，決定站出來，向全世界控訴；有他們牽頭，死難者家屬一個接一個站出來，面對全世界，形成了“天安門母親運動”。二十多年過去了，劊子手還在統治這個國家，而失去孩子的父母們，卻在秘密警察的監控中漸漸老去，甚至死去。

而武文建在1989年，才十九歲，與丁家獨子同代。他也在6月3號夜裡，不顧父母的阻攔上街聲援，所幸的是，子彈只穿過他的頭皮，而不是心臟。激于義憤，他公開發表了“討還血債”的演說，隨之入獄多年。

武文建是我採訪的第一個六四街頭抗暴者。中國官方叫我們“暴徒”，他說。在那天晚上，至少有幾百萬手無寸鐵的“暴徒”與全副武裝的軍人對峙。開頭是一輛接一輛的坦克和裝甲車開道，碰著路障，就直接碾過去；後來就開槍掃射了，大伙兒發出陣陣驚叫，一片槍聲一片血，人如亂草，嘎嘎被割下地。

西方人只知道王維林，因為他一個人站大街中央擋坦克。一長串坦克，突突突冒着煙，像不斷放屁的巨型甲殼蟲，左繞右繞，硬是被這個人給擋下。你是鋼鐵我是血肉，壓過來呀，王八蛋！這個鏡頭進入了歷史，因為湊巧被外國記者攝到。據說美國老布什總統看了實況轉播，也忍不住流淚了。可是那一夜，中國有無數個王維林，沒有被鏡頭記錄下來。

逃亡美國的作家鄭義，在他的迴憶錄裡寫道：1989年6月3日晚9時許，在西長安街木樨地立交橋，寬闊的大街上，阻擋軍隊的人們，手挽手結成了厚達二三百米的人墻，湧動著，迸發出震耳欲聾的口號聲。開路的軍人頭戴鋼盔，手持盾牌大棒，瘋狂毆打。民眾以石塊回擊，緩緩後退。10時許，民眾退到立交橋上，雙方被橫擋在路中的做路障的車輛分隔。開路部隊不敢繞過車輛直接攻擊人群，坦克開上了最前線。

據另一目擊者記載：一輛坦克開足了馬力，企圖撞開橫在橋中的無軌電車；數千人卻在幾個立於高處的年青人的指揮下，在坦克即將碰擊車輛的剎那，喊著“一、二、三”的號子，也同時潮水般地沖過去。這堵車牆在雙方巨大力量的合擊下，發出驚天動地之聲，但仍然屹立在橋中。坦克的撞擊被抵消了，人們發出勝利的歡呼聲。接著是雙方一次又一次的較量，每一次都以坦克的怒吼開始，以雙方同時沖向車牆的壯觀景象達到高潮，以坦克的後退和人們的勝利歡呼而告終……屢屢碰壁之後，部隊開始向群眾發射催淚瓦斯，炸彈越過車墻，落在人群中爆炸，隨著催淚煙霧的彌漫，大伙兒不得不掩面躲避。而坦克卻趁機開足馬力，再次向車墻撞去，轟隆！轟隆！兩輛無軌電車被撞變形了，車墻當中撕開了約兩米寬的口子……坦克再次後退，當它準備再次衝鋒時，數千學生和群眾一擁而上，硬是把傾斜的車輛推回原位，封死缺口，並以血肉之軀頂住搖擺的車墻，阻擋鋼鐵的沖擊……

鄭義繼續迴憶道：6月4日淩晨，在人民大會堂北側長安街，大批民眾由西向東行進，試圖沖入已經被軍隊占領的天安門廣場去解救學生。他們在廣場外圍與軍隊遭遇。大伙兒組成人墻，慷慨悲歌，緩緩推進。一次次被密集的槍彈打散，又一次次重新聚集，歌唱著挺進。每一次有許多人被打倒，但每一次又有更多的人加入，最後與軍隊形成拉鋸式對峙。黎明時分，坦克從廣場裏開出來，橫列在寬闊的長安街上。隨著一陣馬達轟鳴，沖向人墻。

這時候，來了個不要命的，首先躺倒在馬路上，旁邊人看了，也跟著躺下來。轉眼已有數百人躺了下來，寬敞的長安街黑壓壓地躺倒一片。

在履帶的威懾下，沒有人站起來逃跑。在這場意志與勇氣的較量中，鋼鐵失敗了。坦克緊急剎車，“馬路被震得亂晃，整個坦克的上身都往前一沖”。最後，坦克射出催淚彈，驅散人群，在令人窒息的黃煙中瘋狂追逐，當場碾死十余人。有五位青年死於六部口十字路口西南角，其中兩個被壓在自行車上，和自行車黏成一團。

   

    獨裁獲勝了。劊子手鄧小平終於露面，對戒嚴部隊官兵論功行賞。風聲鶴唳，“暴徒”們紛紛落網，一批批“罪大惡極者”被綁赴刑場，公開槍決。武文建説：我也算幸運的，才判七年。許多同我一般大小的“暴徒”，都是普通的工人農民小販，為阻攔軍隊，就上街了。結果被法官隨便弄個“打砸搶”的罪名，重判快判，一坐牢就是好多年。可憐啊，進去前還是處男，親嘴都不會，出來時就已經人過中年，不懂社會，不懂女人，沒任何謀生的本事，怎麽辦呢？一大把歲數，卻只能和年邁的雙親擠一處，分享退休金。有的甚至不敢出門，這些年城市變化太大，萬一在自個兒故鄉迷路，不讓人笑話？

    我內心一陣酸楚，因為我也在自個兒故鄉迷過路。接著，在2005之後的數年，我跟隨武文建走進這個被經濟騰飛的專制中國所淘汰、所淡忘的邊緣群體。

                                  五

    我鬼鬼祟祟，數年裡做了數個地下訪談，而更多訪談，更多駭人聽聞的細節，由於當事人的迴避和反對，卻不便在書裡公開。六四當天，戒嚴部隊四處追捕，不少人死於拳腳。第一批入獄的八名燒車“暴徒”，七名被從重從快地斃掉，剩一叫王連禧的環衛工人，因查出“嚴重智障”，被二審改判無期徒刑。坐牢十八年，出獄不久撞上北京籌辦奧運會，房子遭暴力撤遷，因無家可歸，被當地政府送往精神病院。据目擊者稱，王連禧曾露宿街頭，翻垃圾桶，找東西吃。

    還有一叫陸中樞的，因為當眾燒車，激怒戒嚴官兵，差點被打死。武文建説：他是被塞進坦克，直接送看守所。已經傻了，不知是被打傻的，還是原先就傻的。渾身發紫，沒一塊好肉，大小便也失禁，不脫褲子，就嘩啦出來了。整日夢遊似的，任何人叫他都不應。他後來莫名其妙“失蹤”了，與世人皆知的擋坦克英雄王維林一樣，誰也不知下落。

   

    東拉西扯之餘，性愛話題卻不能放進個人訪談。本來光棍對光棍，又都坐過牢，自然會涉及女人。待忘乎所以過足嘴癮，才突然想起錄音機開着。於是當事人正襟危坐，敬告我“家醜不可外揚”。

    整個中國，因六四抗暴而坐過牢的，估計好幾萬，僅北京地區，就達數千。其中毛頭小伙子居多，像武文建這樣，入獄前還是處男的，真不少。由於曆經幾年，十幾年，甚至二十年的深宮冷藏，出獄后下身都有毛病。

    轉眼中年了，還早洩加陽痿，自然恢複期，大半年至兩三年不等。像刑期較短的武文建，陽痿近兩年，才差不多康復。他說：我學過美術，出來沒多久，就進廣告公司，在暴徒裡算混得相當不錯。我經常出差，住酒店，出沒美女如雲的場所，但腦子裡卻翻滾着被跟蹤、被警察當場捉姦的場景。我的初吻很糟糕，把女孩的嘴唇碰破了，並且一抱就洩，褲襠濕一大片。我那個猴急啊，那個悔恨啊，可越急越恨，那玩意兒越翹不起來。我一晚上乾瞪眼。女孩挺有耐心，反過來撫摸我，安慰我，搞得我快哭了，我又不能為這事兒扇自己兩大嘴巴。後來她走了，再也沒迴頭。

    我説憋壞了吧。

    在大街上，只要看見某個稍微性感的女孩，都有上去搭話的衝動，但又不由自主地擔憂，不行怎麽辦？我在重慶的某個酒店，還勾搭了一個服務員，哎喲，那個胸挺的！我們一進房間就黏住了，她一跳一摟，雙腿就夾住我的腰，我按捺不住，可襠內撲騰幾秒鐘，完啦。他媽的！人家騷勁儿已經水漲船高了，我他媽的偏偏完了！人家那個鄙視，那個咬牙切齒，是個男人都受不了。可有什麼辦法，喪權辱國似的，再扛一會兒，我好像又有點感覺了，可一試，又認栽。這一來，人家從牙縫里迸出兩個字：沒用！

    這比共產黨對你的打擊更厲害吧。

    咱沒用？就那些官僚、款爺、犬儒、種馬有用？咱為什麼坐牢？咱坐牢的時候你們在外面幹嗎？大把撈錢大力嫖妓是吧？撈夠了嫖夠了就嫌咱沒用是吧？

    世道人心的確變了。

    是我有點變態了。自己不行，還自我悲壯，遷怒于人家女孩。前不久，我和剛出獄的昆子在前門遛彎兒，夕陽真美，來來往往的人流也不錯。可這時候，跟前擦過一女孩，長髮飄飄，遺下淡淡的香氣，特別是兩瓣屁股，圓圓鼓鼓的。我倒沒什麼，出來這些年，該見過的都見過了。可昆子，已經四十多歲的昆子，曾在六四街頭，冒着槍林彈雨，爬上車頂發表演說的勇士昆子，此刻卻直愣愣的，兩眼伸出一對無形的鐵鈎，恨不得摳進去，把那兩瓣屁股硬拽過來。普通人不會明白這種可怕的饑餓感。直到女孩走遠了，昆子夢醒了，還在我耳邊哀鳴一聲：武子啊，我陽痿啦。

    我和昆子見過面，武文建在旁邊一再慫恿，昆子一再猶豫，但最終沒有接受我的尋訪。昆子是複原軍人，滿腔愛國熱情，六四前夜，他剛巧在流亡作家鄭義迴憶錄裡指出的地點——西長安街木樨地立交橋，并站在高處指揮了坦克和群眾的對抗。隨後被出賣，被戒嚴部隊抓捕，以“叛亂罪”判處死緩。入獄不久，即妻離子散，多年后出獄，剩光棍一條，和八十高齡的父母擠一塊。工作太難找了，他說。我要是接受你的採訪，老闆知道了，馬上就辭退我。

    你幹什麼工作呢？

    先在街頭，也就是大百貨公司的外面，替顧客看守自行車。錢少得可憐，冬天雪花飄飄，要不斷地跺腳，才不會被凍成冰棒。後來經哥們兒牽線，進浴場做清潔工，打掃廁所，沒日沒夜，好歹收入穩定些。1980年代，夜總會很稀罕，那時的電影裡，上夜總會的差不多是壞人，至少是不務正業的二流子；到1990年代，經濟和褲襠一起開放，上夜總會找三陪小姐就普遍了；到2000年代，夜總會落伍，浴場時興了。喝酒、唱歌、打麻將、泡澡、搓背、捏腳、按摩、打炮，多功能服務，客人怎麽舒服怎麽來。開頭你或許找不著感覺，來個小姐，讓你脫個半光，先正規按摸，接著非正規按摸，大腿根兒呀，小肚皮呀，沒完沒了地撩撥，你能扛住不翹嗎？這就是腐敗窩，我是腐敗窩裡掃廁所的。貪官和大款進進出出，左摟右抱，趾高氣揚，我還得低三下四，提供手紙。1989閙學潮，老百姓支持學生，反的就是腐敗呀，我們要求共產黨的高官家族，公布灰色收入，公布灰色財產，目的就是幫國家治病呀。可如今，貪官和姦商成群結隊，老百姓水深火熱，社會亂七八糟，我一為中國民主付出慘痛代價的爺們兒，還得伺候這幫孫子。

    難為你了。昆子。

    有一次，兩個大款光着膀子上廁所，居然把我給認出來，滿面驚愕，喲，這不是昆子嗎？我是你的老街坊小海，六四那晚，我們還一起擋過坦克呢。我他媽的運氣好，泥鰍一般，混在人堆裡滑掉，後來死賴到底，死無對證，只在單位做個檢討就完事。再後來，鄧小平南巡了，愛國愛不起，大伙兒就響應黨的號召，個個甩開膀子掙錢唄。我搞食品加工，以次充好，把死豬當活豬賣，發財啦。只要不提六四，不捅他們的舊傷口，就可以一直發財。唉，昆子你也太淪落了，當年振臂一呼的威風呢？人的命數，真說不清楚。

                                  六

    在全國成千上萬已出獄的六四抗暴者中，昆子的遭遇不算太差。按武文建的說法，至少結過婚，在大難之前嘗過床上甜頭。有代號“小貓”的，二十二，因六四之夜扔磚頭，屢屢擊中軍人頭部，被追捕落網，獲無期徒刑，出來時已三十九了。我他媽的還是處男！他說。為我接風的哥幾個，連連感歎，説奔四十的處男，在當今社會算珍稀動物。

    你手淫過嗎？

    我不知道該怎麽手淫。1980年代，人人都純潔，我父母都是共產黨員，先進工作者。共產黨員的孩子怎麽能手淫呢。

    可你坐牢了。

    咱是愛國罪。不能像刑事犯那樣，總捉摸褲襠那點事兒。有個星期六晚上，犯人集合看電視劇，是港片，有個別暴露鏡頭。我後面的犯人耐不住，就悄悄扒褲子，呼哧呼哧動作。眨眼間，我感覺屁股猛一激靈，再一摸，滿手黏黏糊糊的。太噁心了！我回過頭，本想迎面揮去一拳，可忍住了。咱是政治犯，不能丟這個份兒。

    不錯啊。

    什麽不錯？與世隔絕多年，在裡面想像外面，覺得無論如何，老百姓會善待咱們。可轉眼一瞅，全變臉了。大伙兒可憐我，洗我腦子。這腦袋啊，共產黨在監獄裡也沒洗成，可哥幾個三言兩語，就讓我崩潰啦。接著乘酒勁，要找地方為我“破處”。 於是像個木偶，被他們牽著走，過大街穿小巷，七拐八拐，攏一燈紅酒綠的地兒。後來我知道，這就是著名的野雞一條街，白天靜悄悄的，挨家挨戶的捲簾門全閉著，夜幕降臨，捲簾門就稀裡嘩啦開了，露出“三妹髮廊”、“二姐髮廊”、什麽什麽髮廊之類。三三兩兩濃妝艶抹的小姐從裡面站出來，當街拉客。哥幾個還挺照顧我，太爛的門臉沒進，太主動的小姐也避開，而選了最靠裡的、相對比較寬敞的去處。我太緊張了，過去從沒做過那事兒，腦袋亂哄哄的。那些小姐，也許應該叫大姐，有的應該叫大媽，來來往往，統統露出大半截胸脯。我不敢看。進了髮廊，小姐們呼啦一下圍上來。哥幾個忙説：別別，我們就簡單洗個頭，只是這位兄弟，需要好好伺候。

    於是五十來歲的鴇母出面，招呼眾小姐站成兩排，讓我隨意挑。

    我怯場，手腳禁不住發抖。想轉身開溜，哥幾個死活扯住，笑嘻嘻的。必須過這一關，有人説。要不今後怎麽進入社會，怎麽找老婆呢。

    心一橫，就挑個單純點的。被推入所謂“新婚洞房”，真比狗洞大不了多少。反鎖門，也沒大伙兒在場，男人的衝動就自然有，下面熱熱的，膨脹得很大。都有些迫不及待了，卻不料，人家小姐才解掉衣扣，露出雙奶，我就流水了。我急得滿頭大汗，可越急越不行。小姐讓我喝水，給我按摩，請我躺下，然後騎上來，不緊不慢地撩撥。我太想了太想了，可那玩意兒就是不翹，還一個勁儿朝肚子裡萎縮。我都快哭了，因為能不能滿足自己，倒不打緊……

    是嗎？

    跟和尚一樣，六根清淨，倒也罷。可我耗掉哥幾個三百塊炮錢，又做不成事兒，這不造成浪費嗎？大伙兒都是六四暴徒，都被社會拋棄到邊緣，掙錢餬口不容易，卻這麽憐惜我，湊著份子幫助我邁出這人生第一步，可我這窩囊廢！人家小姐還挺仁愛，沒任何怨言，抱著我睡，像護理傷病員似的，手和腿反複在那兒摩擦。我又流水了，沒翹也流水了，真丟人啊。折騰到半夜，哥幾個打著哈欠，候著我出來，連問怎麽樣。我那個懊惱！如果有地縫，就鑽進去了。

    然後呢？

    然後就繼續陽痿，兩三年了，還不行。完了完了。

   

    武文建説：除開太老的，大伙兒或輕或重，都有這難於啟齒的“監獄病”。公開場合有政府打壓，抬不起頭；私底下，比世界上大多數男人還差勁，就更抬不起頭啦。我的運氣最好，撞上一情人，和我歲數差不多，有六四情結。我們先相處，看書，散步，氣氛非常融洽了，才坐一塊擁抱接吻。即使早洩了，她也覺得沒什麽。我們談到六四那夜，悲憤交集，看法也高度一致。她躺床上說你行的，生死大關都跨過了，這方面怎麽會不行呢？就這樣，我不知不覺就行了，甚至都有高潮了。我乘勝挺進，她就連連誇贊：武子真棒！武子真神奇！我説感謝你啊，淚水就嘩啦下來了。天地頓時寬了。這就是自由！共產黨拿不走的健康和自由！

                                  七

    精神抖擻的武文建，塗抹了許多血淋淋的油畫，六四迴憶成為其主旋律。他還開了好幾個替“暴徒”發聲的博客，在虛擬世界激起一片迴響。可與此同時，更深重的苦難卻在人間繼續。我的獄友許万平，原為印刷廠工人，激于義憤，在重慶街頭當眾演說，喊叫“六四死難者不朽”。被捕后，以“煽動罪”，判刑八年；刑滿獲釋不久，再次涉嫌組織“中國民主黨”，判三年勞教。因夜以繼日挑糞，改造強度過大，心臟受不了，他要求休息。卻不料，獄警淩空牽出兩根鋼繩，將他綑綁在虛無的繩床間晃悠，還連連問“睡着了嗎？舒服嗎？”

    2004年冬天， 許萬平再次因“顛覆國家”，被判刑十二年。入獄前夕他想來成都探望我，剛抵達火車站，給我打完電話，就被警察抓捕。我苦苦等待一通宵，渺無音訊。直到一星期之後，才從網絡新聞，曉得他被弄回重慶，綑綁在一把鐵椅子上，整整四十八小時動彈不得。警察在他懷裡塞了一包白粉，企圖以“販毒罪”置他於死地。

    許萬平還不滿五十，可他的三次刑期，加起來有二十三年。

    而六四受害者劉賢斌，才四十六歲，因堅持述說歷史真相，也被三次判刑，加起來有二十二年。佘万寶，五十三歲，我的獄中鄰居，兩次坐牢，共十六年。我的另一個獄中鄰居蒲勇，因“煽動罪”坐牢十年，身體受到致命摧殘，刑滿獲釋不久，即死於癌症，終年三十五歲。在他彌留之際，我提前為之寫下祭文：

    ……我知道每時每刻你都很疼，鉆心，鉆骨頭地疼，我知道越到後來，杜冷丁那樣的毒品已不能緩解你的疼。我祈禱上蒼，讓你早日解脫，離開這個不公正的世界。天堂很棒，地獄也不賴，總之都比人間好，去吧，兄弟，我會記住你，象記住我同樣患癌症的父親，我曾忍住淚水，在“放棄搶救”下面簽上“廖亦武”，我曾雙手顫抖為他撫閉雙眼……雖然這種生離死別的回憶是有毒的，會損害人的健康，但我會讓這種幸福的毒素占據靈魂，直到某一天懷舊的病灶轉瞬癌變，毀掉我，那麽，我所為之珍藏和捍衛的這麽一點點可憐的真相也將隨之葬入墳墓……

  

                                  八

    2007年1月2號中午，我跟隨武文建，轉了兩個多小時的公共汽車，終於從前門抵達大興區的舊宮，據說這兒曾是清朝幾代皇帝的行宮，但眼下十分破敗，垃圾成堆。以天安門為軸心，北京城放射狀擴展，房地產已經開發到六環之外，而垃圾卻如滾滾巨浪，四面八方，由遠至近，一層層包抄回來。我們在陰雨綿綿中，聳肩縮脖，如烏龜緩緩穿行。拐過幾條巷口，涉過幾灘污水，在某扇斑駁鐵門前停下輕敲。

    有白髮老頭開門迎客，讓進裏屋。武文建陪着笑臉，寒暄好一陣，才提出見孫家哥倆。老頭直截了當地回絕，稱只要剩一口氣在，就得管住兩個惹事的兒子，不能讓他們再跌進去。武文建説：這位老師專程探望，也算有心人。老頭説：你昨晚來電話，我都在隔壁偷聽到了，他們答應接受採訪，我不答應。好不容易過上正常生活，干嘛呀。

    我急忙插話：算了算了，老人家別動氣。

    老頭訴苦説：兩兒子六四入獄，都十多年不回頭，爹媽在外面可沒少遭罪。一泡尿工夫的愛國熱情，別人忘了就忘了，可我們扳着指頭過，頂着四周的白眼過，這不，兩兒子終於回家了。

    他們有活兒幹嗎？

    小的1970年生，特機靈，出來東撞西撞，總算進一中外合資企業，在地下倉庫開叉車，日以繼夜，加班加點，很討老闆歡心。大的1966年生，笨一點，只得做百貨公司的臨時搬運工，送貨上門，靠體力吃飯。

    我們繼續閑聊，氣氛緩和了許多。天色越來越灰暗，還不到五點，屋裡就開燈了。老頭一時興起，拿出些舊日剪報，一頁一頁翻來看。都是六四屠殺之後的官方報紙，標題有“北京抓獲400多名暴徒”、“警惕，仍有暴徒打黑槍”、“一批台灣國民黨特務案被破獲”、“又抓獲一些暴徒和犯罪分子”、“七名罪犯伏法”、“八名暴徒被判死刑”“兩名西方記者被限期離境”等等。

    我兒子在這兒！老頭點著發黃的紙張叫道。我們定睛一認，果然有“孫彥如”的字樣，標題是“三十六名打砸搶燒罪犯被捕”。

    老人家搜集的東西不少啊，可以開六四文史館了。

    唉，兩兒子進去之後，我每天都買各種報紙，別人是讀，我是嚼，生怕漏掉什麽。當時那種殺氣騰騰的氛圍，判多少都沒關係，只要保住腦袋就阿彌陀佛了。共產黨真是殺人不眨眼啊。別提了。

    天黑盡了。武文建使個眼色，我們起身告辭。陰風陣陣，害我們出門就打寒顫。於是快速奔出深巷，鑽入路邊一破店儿，招牌號稱“傻兒火鍋城”。武文建掏手機邀約另一個叫王連會的難友，順便刺探孫家哥倆的情況，對方説馬上到。

    我大喜過望。不料半小時后，只有王連會來了。舊事重提沒多大意思，他説。

    我們默然。接著要了麻辣火鍋，慢慢喝酒。幾杯二鍋頭下肚，感情立馬升溫，王連會接受了採訪，并主動和孫家哥倆聯係，得知老弟孫彥如加夜班，不得空；老哥孫彥財正忙著送貨，可以晚點到。

     結果等了七個多小時，孫彥財還沒音訊。其間，打了幾通電話，要不正在車上，要麽正背着大冰箱，呼哧呼哧上樓——我在六樓拐角處，還得爬十一層，才送進客戶門呢——沒電梯嗎——電梯壞掉了。他媽的，還要跑好幾趟呢。

    老闆趕了幾次客，我們賴着不動。老闆就聲稱要加收服務費，還把周圍的燈都關掉。二鍋頭已經下去兩瓶，醒了又醉，醉了又醒，武文建有點感冒，吐了，臉由紫脹轉為煞白。王連會無聊地敲着碗。外頭的風，哦哦哦的，猶如冤鬼低泣。

    午夜兩點一刻，孫彥財最終回話——來不了，還有兩臺大冰櫃要送，一個東一個西，兩地兒相隔幾十公裡，估計要折騰到天亮——不累嗎——沒辦法，累也得活呀——讓廖老師和你説句話，人家大老遠從四川跑北京，不容易啊——好的好的，對不住廖老師。哎呀，我頂着風呢，聽得見嗎……

    電話啪嗒斷了。我們站起來，如釋重負。幸好馬路邊有黑車，武文建衝過去侃價，一百八十塊錢成交。三個昨日囚徒互道珍重。淒風苦雨，各奔前程，不知何時能再見。

     當夜做一噩夢。眾多警察追趕我，逃呀逃呀，我的手臂變成翅膀，往天上飛呀。警察在地面開槍了，我中彈墜落，束手就擒。警察拔光我的毛，使鐮刀割開腦袋。那些貼在腦袋內的帶血絲的記憶，被一根根撕下來，被他們當作麵條吃掉。我拼命掙扎，不料夢醒同時，越洋電話也响了。原來是我的又一位獄中鄰居，六四當口才十七歲，毛孩子呢，就因“煽動罪”獲刑三年。出來後四處流竄，終於逮住機會，偽造假身份，跟團旅遊到泰國，擅自闖入美國大使館要求政治避難，卻因“來歷不明”，被警衛攆出大門。接著流竄異鄉街頭，替佛寺掃地，混口飯吃。他說：我已經在這兒躲閃四年，只跟滿大街的野狗最為親密，老廖你拉兄弟一把。我答應即刻與紐約的著名反革命份子劉青和徐文立取得聯係，展開營救。對方松口氣，就繼續在電話那端大放厥詞：風水輪流轉，六四屠殺那陣兒，躲過坐牢的，都跑海外控訴共產暴政，感動得西方政府見中國人就發綠卡，估計發了數十萬綠卡，掀起自1949年國民黨慘敗，兩百多萬內戰難民跨海去臺以來，最凶猛的移民潮。而眼下，六四這張政治牌老掉牙啦，不好打啦，除非像劉曉波、丁子霖那樣，特別特別有名氣的。

    什麽牌好打？

    生意牌好打，因為經濟不景氣，西方大公司都搶著和中國做生意。據說美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中國外逃貪官聚集地，只要出錢，不管是偷來的、搶來的、騙來的，都可以投資移民。中國太動盪，美國不太動盪啊，中國老百姓仇富，美國老百姓不仇富啊。你肯砸大錢，法律就保護你。如果你受洗加入華人教會，日日禱告，連耶穌也站你這一邊。

    不是說“富人上天堂，比駱駝過針眼還難”嗎？

    那是古話。如今上天入地的門路都被中國富人買斷了。走著瞧吧，這波腐敗移民潮，將比六四移民潮更厲害。區別只是，六四逃得最快那批人，還算有理想有抱負的知識精英；而 眼下逃得最快的，是貪官、姦商、娛樂明星、御用學者，品質低劣，有奶便是娘，簡直就是出口到西方的“人肉垃圾”。

    唉，你這樣的小小六四政治犯，跑哪兒呢？

    只要沒獨裁，跑哪兒都一樣。

    你還會為中國的民主奮鬥嗎？

    我會學英語，為自己的生計奮鬥。

    你會消失在茫茫人流中嗎？

    暫時還不會。但有一天會。你我這種坐過牢的，早晚都會消失在茫茫人流中。

   

                                 九

   

    又過了許多年，我還在自己的祖國流離失所。苦難越來越深重，人心越來越麻木。而中國的經濟越來越騰飛。有一種國際流行論調，認為經濟發展可以帶動政治改革，讓獨裁走向民主。於是，曾因為六四屠殺而製裁中共的西方各國，爭先恐後地和劊子手做生意，儘管這些劊子手還在抓人和殺人，新的血污蓋住了舊的血污，新的暴行肢解了舊的暴行。老百姓要在血污和暴行中苟且偷生，就只能變得更加無恥。

    無恥和苦難交替循環，支配著我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六四屠殺之後，又相繼發生對六四難屬群體、另類氣功、法輪功、中國民主黨、上訪群體、失地農民、下崗工人、維權律師、地下教會、異議份子、四川大地震難屬群體、《零八憲章》簽署者、茉莉花網絡革命，以及西藏、內蒙和新疆的殘酷鎮壓——血案層層堆積，獨裁變本加厲，如果第一次殺人還雙手顫抖，殺的人多了，欠的債多了，就揮刀自如了——而每一次殺人，都能刺激經濟大幅度增長。比如沒有六四開槍，就沒有鄧小平南巡，讓大伙兒放棄愛國去愛錢；沒有黑社會式的暴力撤遷，就沒有城市的瘋狂擴張，以及虛胖的房地產，以及在“豆腐渣工程”中落馬或外逃的成千上萬的貪官和姦商。

    劊子手正在獲勝，因為整個國家成為他們的奴隸，任意掠奪，任意蹂躪，直到被擠幹骨髓。他們對西方生意人説：你們也進來吧，在這兒辦工廠、開公司、修高樓、建網絡吧，只要不談人權不揭瘡疤，你們幹什麽都可以。你們在自己國家，有法律有輿論有民意，不可能為所欲為，你們來這兒，就跟著我們同流合汙吧。請儘管糟蹋這些河流、天空、糧食和地下水；請儘管僱用這些廉價勞動力，讓他們沒日沒夜，淪為流水線上的機器。當中國多半老百姓都因為環境汙染，而患上各種人體、人心、人性的癌症，就更有錢賺了。在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場，永遠潛伏著世界上最大的商機。

    以自由貿易之名，不少西方財團和劊子手們勾勾搭搭，製造垃圾場，利益至上的“垃圾價值觀”越來越強地影響全世界。中國老百姓都知道，他們有錢，他們有後路，他們終會拋棄千瘡百孔的祖國，全部移民到西方，去享受那兒乾淨的土地和陽光，去享受自由、平等、博愛，甚至進入教會，讓被古代獨裁者釘上十字架的耶穌，替自己的贖罪。

    當中國老百姓一旦明白，在民主西方也找不回公義和公平，貪官和姦商作為“贏家通吃”的無恥榜様，就會被紛紛仿效；在不遠的將來，地球的每個角落，都會擠滿為背井離鄉而不擇手段的中國騙子，如鋪天蓋地的蝗蟲，所到之處，一派狼籍。

    當上帝同時眷顧劊子手和受害者，讓他們不得不在教堂內握手言歡，“最后的審判”更遙遙無期了。

    

                                  十

    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經長大成人，按佛教陰陽轉世的說法，他們該是1989年死去孩子投的胎。卻沒留下絲毫前世的記憶。1989年鋃鐺入獄的街頭抗暴者，成千上萬吧，如今卻像几把沙子，丟進茫茫人海中，從何追尋，從何打撈？逃亡到澳大利亞的六四受害者孫立勇，千辛萬苦，蒐集了幾百人的囚徒名單；丁子霖、蔣培坤夫婦，聯絡了二百多位六四難屬，發起“天安門母親運動”，二十餘年，也只蒐集了二百零二人的死亡名單。

    而我號稱“記憶工作者”，長達七年，斷斷續續，才有了這本尋訪錄——這是被強權和金錢交錯磨損的“歷史舊痕”，雖然垂頭喪氣的被訪者們並不那麽看重它。雖然我自己也懷疑“證詞是為明天準備的”。

    我已經五十三歲，精疲力竭。我已經寫了三百多個底層故事。我曾經像一個紅了眼的賭徒，共產黨不讓寫什麽，我偏要寫什麽。就如坐牢時，我睡在兩個死刑犯中間，他們沒日沒夜、爭先恐後對我傾訴。這個説我是如何如何砍翻老婆，還奸屍一小時，那個爽啊；那個說我是怎樣怎樣越獄，從糞坑爬出去，那個臭啊。我實在不想听，感官受不了啦，但他們說不行，你一定得听，你是我們最后的聽眾，咋可以不聽呢？這一來我听了幾十遍，要擺脫這兩個混蛋，我只能把故事寫出來——共產黨不明白這種衝動，警察總是説：老廖你那麽猖狂，國家才關你四年，不算長吧，你怎麽就一直過不去呢？有一次我酒喝高了，就説：老子就是過不去，雞巴啃了？我是豬圈裡的瘋狗，你們有膽量就把我放出去咬老外。警察也喝高了，就説你敢罵我，造反了！接著打起來，接著我被銬起來扔進派出所。第二天下午警察放人，埋怨説：老廖，這十幾年又不是我不放你出國，你他媽的跑北冰洋，也不幹我屁事。

   

    那時候我年輕火旺，雖然嚷著要出國，但並不打算移民，哪怕政治庇護我也不幹。我天生的野狗德性，擅長在街頭巷尾的垃圾場，打滾儿、曬太陽、翻垃圾，找故事。我每天晚上長跑五公裡，咬牙切齒的。朋友們開玩笑説，老廖這麽刻苦鍛煉，是要和共產黨消耗到底了。的確，自1994年出獄以來，專管我的警察已經換了七任。上面提到的和我喝酒的直腸子警察，早已死掉。據說因為急性胰腺炎發作，搶救不及時。我挺傷感的，他只比我大一歲，雖然關我，也幾次抄我家，卻並不想害我。

   

    2004年深秋，我第二次離婚，接著，因採訪送上門的法輪功份子，被秘密警察堵在家裡。真是倒霉透了，當兩個衣衫襤褸的婦女，滿面愁容地敲門，我還以為是乞丐呢。出於人道我放她們進來，出於習慣我記錄她們被關瘋人院的可怕遭遇，不料一個多星期之後，警察順藤摸瓜找來了。一陣陣山搖地動，幸好我的保險門結實，光憑拳腳是撞不開的。情急之中，我在抽屜內抓了銀行卡和《身份證》，從廚房，扁著身體擠出窗戶，然後順著煙道，拽著兩根生銹的鐵絲，爬上頂層。當我把住水泥邊沿，引體收縮，並將右腿朝上鉤時，左手微微一滑。我頓時一頭冷汗！這是七樓啊，萬一掉下去，就成腦漿迸裂的肉餅了。

    接著我乘著濃霧，連夜逃出成都，接著逃出四川，躲進雲南，直到風頭過去才露面。我的腿肚子連續抽筋，我弓著腰，哎喲哎喲直喊。我在想，如果真摔作肉餅，就太不值了。這些年我在賭什麽？和一個流氓無賴政權賭什麽？這幫鷹犬擅長作惡，也擅長變臉，不定某一天，他們移民的速度比我逃跑的速度還快。

   

    可事到如今，沒有退路了。我感謝武文建，感謝星星點點的六四受害者，無論他們有沒有接受我的採訪，都給我接踵而至的黯淡人生，帶來意想不到的刺激。也許我長得不夠正派，酒過三巡之際，曾有“暴徒”冷不防問我嫖過妓沒？我不吭聲，他就安慰説：沒關係，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也嫖過妓。我說倘若被警察當場抓住，新聞就鬧大了。不料他嘿嘿笑：前怕狼後怕虎，這證明你老雞巴了。

    我是老雞巴了。1989年這代受害者，都在家國之痛中老去。因六四屠殺而流亡的劉賓雁、王若望、王若水、戈陽等昔日風雲人物，均以八十以上的高齡，相繼客死他鄉。

    2009年某個冬日，我在陽光燦爛的雲南大理，邂逅某個六四“暴徒”，四十三歲的大個子，已經出獄五年。他說：在裡面，好歹有個“暴徒群體”，大家相互鼓勵，再苦再難，意志不能垮，要熬到六四平反那天。出來後，世道人心大變，只得各奔前程。我在北京沒活路，哥們兒就引薦我到外地，先在廣東東莞的地下加工廠，搞假冒食品，用地溝油炸方便麵，掙了些昧心錢。不愿幹下去，就跑雲南，替黑社會看場子。咱膀粗腰圓，一看就在牢裡混過，所以往夜總會門口一站，普通流氓還不敢惹事儿。太鬱悶啦。有一回我獨自喝酒，醉了，就在屋裡撞牆，嚎啕大哭。迴想當年，咱也是響噹噹一好漢，一串坦克過來，是咱領頭站路中，硬生生給攔住，眼皮都沒眨。還爬上去，把機槍給卸掉。可如今，咱淪落江湖，雖然吃香喝辣，但連豬都不如。

    我連說生活所迫、生活所迫。

    他說：我曾經看破紅塵，上雞足山出家。那可是獨一無二的天下名山。可沒想到，佛門也搞政審，那小心翼翼的法師，按照管理規定，將入廟居士逐一上報宗教局，反複調查履歷，我這“反革命暴徒”的歷史身份頓時洩露，嚇得和尚們魂飛魄散。沒辦法，連“四大皆空”都不成，只能繼續漂泊了。

                                  十一

    在自己的祖國繼續漂泊？獨裁依舊囂張。所有的行人都在迷惘。好在我是個寫書的，可以在從古至今的書裡，找到肥沃的鄉土。

    該告別了，1989；該告別了，糾纏我這麼久的六四大屠殺。我已經在夢魘裡掙扎大半生，有意義嗎？

    我懷揣著這些“證詞”，向前走啊走啊。吶喊已經沉寂。血淚已經生銹。山道彎彎曲曲。烏雲像一艘帆船，在頭頂停靠。這是不是做夢？我關閉手機，還卸下電池，據說如此就能擺脫跟蹤，但同時也擺脫了親屬們的牽掛。

    我失蹤的頭天晚上，還在大理古城，與狐朋狗友喝酒。對面坐著兩位八零後的美女作家，酒量比男人還高，腦子比男人還渾，居然指著我的鼻子大罵“傻屄”，我不得不掀翻桌子。大伙兒誇我有脾氣，大伙兒以為我還要在這地盤廝混很久。

    永遠弄不清暗中有多少線人。但見我夜夜酗酒，不務正業，也就倦怠了。就這樣，我突然走掉，頭也不回。

    乘長途客車抵達另一城市，隨便尋個小客棧，隱居兩夜，確定沒暴露行跡。走啊，向前走啊，我做夢也在喊。天還沒亮，我就揹包出門；天已黑盡，才抵達某某邊境小城。

    電閃雷鳴，暴雨如注。我住進一家酒店，與接應我的邊民聯係。他慢吞吞地來了。我們交頭接耳十幾分鐘，他說偷渡很容易，弄條船，從河面划過去就可以。警察不管的，我們按期向他們“繳稅”的。我說我不想坐船，我想從橋上過去。

    他猶豫，説有點難度，不過你可以試試。我說萬一不行呢？他說試試吧。不行還是坐船。我說萬一被扣住呢？他說我遠遠望著，見勢不妙就跑來說情。

    這一夜我沒有失眠。雖然朦朦朧朧中，有三次敲門聲。我迷迷糊糊，起起落落，裂開門縫。第一次見一個水淋淋的女人，北京口音，説請問老闆，我能進來躲雨嗎？我說不能；第二次又見一個水淋淋的女人，換成雲南口音，説請問先生，我能進來躲雨嗎？我還說不能；第三次卻見一個乾巴巴的女人，重慶口音，説老鄉讓我進去嘛，按摩免費哦。我嘿嘿一笑，説明晚再來。

    該上路了，沒有明晚了。再過幾小時，我將走向那座窄窄的橋。1989年的幽魂，1989年的受難弟兄，1989年的母親和父親，天上的，地下的，雨裡的，風中飄著的，我在這邊境的陰影裡，向你們鞠躬了。

     月夜穿過叢林，
     想起我的愛人，
     長眠在寂靜的黃土，
     遠方傳來槍聲。

     當年熱血沸騰，

     肩挑祖國命運，
     如今空空的雙拳，
     歲月折斷了刀刃。

     月夜穿過迴憶，
     想起我的愛人，
     生者我流浪中老去，
     死者你永遠年輕。

                        

                                 2011年11月，於美國的旅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