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懷昭 轉載自2014/4/24獨立中文筆會】
一
「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六四之後的血色黃昏中，讓詩繼續朦朧下去也是野蠻的。25年來，中國的詩歌只可能是在「我哭豺狼笑」中演繹著存在。我作為一個也算有詩忝列《北大詩選1978-1998》的「八九文青」，不讀、不寫詩也整整25年。
今天，出於文學編輯的一個職業轉身，我試圖拼湊起這25年不讀詩形成的斷代。從源頭的廖亦武的長詩《大屠殺》開始，我隨波順流而下，伸手撈到王藏的一紙《沒有墓碑的墓誌銘》。
這首屬於新生代的長詩，其實毫無任何“新”時代感可言，而引起我注意的也正是它的自暴自棄，它的字裡行間看不出25年變遷，它的把詩的塗抹變成了一種行為藝術。這位可能是六四後才出生的詩人，試圖用他蒐集到的所有用於控訴和揭露的字眼，來堆砌一塊真實的墓碑，並要讓它具有碑的形狀、體積、份量和質感。
這讓我很自然聯想到廖亦武那首著名的《大屠殺》
廖亦武也不是天生硬漢。戴邁河文中提到六四前，廖亦武跟他談話時還曾勸他不要亂講話，「說太率直會連累他和中國其它地下詩人。他還談到他對中共監獄的恐懼。他說寧死也不願去坐牢。」在戴邁河1989年11月和廖亦武的最後一次通信中，他「感覺到他（廖亦武）對被捕是極其地恐懼。」廖亦武自己也多次在寫作中提到，他「不懂政治」、直到六四時他還「對政治不感興趣」。
那麼讓我們來假設一下：如果沒有六四，今天的廖亦武會是什麼樣？「如果能找出答案，就一定能打通一條通向人的本性之路，」廖亦武的成都作家哥們汪建輝說。
「有一個答案是肯定的：他一定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汪建輝說，他曾經問過老廖這個假想性的問題。「老廖說，六四前他們幾個詩人正準備拍文藝電影，就是六十年代在歐州流行的藝術家拍的那種電影。後來因為六四事件，就直接改變了他們拍片的方向。」
「如果沒有六四，也許他們會搞出一個中國的『新浪潮電影』時代，就成為了中國的戈達爾、伯格曼了。也許就沒有張藝謀什麼事了——雖然歷史不能假設，但偶爾假設一下也滿有趣的。」
但六四後，「坐牢使他有了自己的敵人，」汪建輝說。
有了敵人的寫作。包括這裡提到的小說家汪建輝在內：「如果沒有六四”——這其實是一個可以冠在很多人頭上的命題——他“也肯定不是現在的寫作方向。」六四時汪建輝並未深度介入事件，跟普通市民沒什麼兩樣，只不過他很倒霉地被隨機抓捕，稀里糊塗地被判了「反革命煽動」罪，荒誕地坐了一年的牢。在汪建輝的回憶中，可以看到一個普通人失去自由時的本能恐懼，及入獄經歷如何使他逐漸產生了明晰的對抗意識，一句話，如何無意中被制度選中培養成它堅定的敵人。
「如果沒有六四」，汪建輝肯定地說：「我還在寫愛情詩。」但現在不同了：「我的寫作走上了『正途』——我有了寫作方向——有敵人的寫作。」
出獄後，還在祖國流浪時，廖亦武就曾寫信勸已經流亡海外的他的同行們，出去後不要去玩“純藝術”、「純文學」，因為「人們從中看不見真實的中國、真實的中國文化處境。」而他自己在出獄後也更明確了自己的定位：「一個作家，或哭、或笑、或冷眼旁觀，總是精神家園的守護者或毀滅過程的見證人。」 （廖亦武：《給<傾向>編者貝嶺、孟浪的信》，2000年）
德國作家托馬斯·曼在逃離納粹、流亡美國後，曾說過一句跟阿多諾那句「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同樣著名的話——
我身在何處，何處就是德意志。
正如學者夏明在為余杰的新著《螢火蟲的反抗》所作的序《肉身流亡，靈魂歸家》中說的，「在一個常態社會分工條件下，」文學家本應是一群“佔領人們的閒暇、在閒暇的時間與空間裡拓展影響力”的人，他們的文學創作原本不是用於赤裸裸的政治反抗，而是用來“享受和昇華”，他們對社會的影響力也應該不是透過社會學的語言和直接的政治綱領。
但在中國這樣一個「製造荒誕的政權和充滿怪異的社會」裡，我們看到的是一大景觀竟是：文學家紛紛走上了社會批判和憲政探索的路徑。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真正有擔當的中國文學家最後差不多都是「不務正業」的——
文學起家的劉曉波被六四徹底擊碎了諾貝爾文學獎的夢，結果其最著名的作品成了《零八憲章》，並陰錯陽差成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以一部長篇愛情小說《香草山》而成名趁早的余杰，因與劉曉波的結識而導致他從此告別了「純文學」，走上了評論家的道路。同樣地，詩人出身的廖亦武在六四被鎮壓後，從超現實主義的詩人變成了一位批判現實的作家，筆下源源不斷的是底層訪談和紀實文學。
不知廖亦武在斯德哥爾摩的冬夜裸奔的時候，是否想到宿命，或者天道輪迴什麼的：
請問流亡者，你為什麼歸來？
情敵已老，看門狗目光呆滯
你疲憊的琴聲對誰傾訴？
是什麼東西使你充滿憐憫？
請問周遊世界的過客
是誰的爪子將你一點點掏空？
（廖亦武：1990？）
寫這首詩後不久，廖亦武入獄坐牢。然後，
事隔多年，我又把這些詩句送給了六四流亡者劉賓雁。他死於 2005 年，享年 81 歲。… …還有王若水、王若望和戈揚等等，死於異鄉的年邁的六四流亡者們，會在天上見到幸運抑或不幸的孔子麼？
（廖亦武：《中國人的生存之術》，2011）
寫這篇文後不久，廖亦武自己也加入了流亡的大軍。再然後，身在柏林的他寫道：
……比牆高的是山
比山更高的還是山
你在夢中越獄
翻過牆、翻過山、翻過雲……
（廖亦武：《老和尚在監獄冥想和平》，2013）
「他們迫害不停，我們裸奔不休」，這便是廖亦武們25年來共同走過的心路，也是這場始自1989年、從天安門廣場起步的裸奔的由來。一場為反抗明確的敵人而發起的裸奔，一場彰顯「無權者的權力」的裸奔，25年後，裸奔者仍然奔跑在重回天安門的路上。
今天，出於文學編輯的一個職業轉身，我試圖拼湊起這25年不讀詩形成的斷代。從源頭的廖亦武的長詩《大屠殺》開始，我隨波順流而下，伸手撈到王藏的一紙《沒有墓碑的墓誌銘》。
……
這不是荒原不是惡之花不是嚎叫而是墓園
墓園是舶來品，群屍在此處雜交生根發芽
這是一棵能與天地鬥爭的鐵樹，分秒開花
生活有滋有味，什麼都顯得不匱乏且臃腫
鈴鐺叮噹叮噹，趕尸者如今提防著搶尸者
煞氣沖天但習以為常，天象久未異常變幻
判貢蟲屍畜，虛實賊微正，五邪復加五邪
五濁惡世化身五濁盛世，從韶山陰溝升土
腰間的草繩從湘西出發，直奔天安門廣場
……
風將骨頭穿針引線，為了集體化宏大敘事
沒有瞳孔能選擇觀望蠟燭也不能脫離其中
人世間再沒有殘酷之事，時間能照暗傷口
殺機重重，彈孔構建的是寵幸不是大屠殺
……
（王藏：《沒有墓碑的墓誌銘》，2014）
這首屬於新生代的長詩，其實毫無任何“新”時代感可言，而引起我注意的也正是它的自暴自棄，它的字裡行間看不出25年變遷，它的把詩的塗抹變成了一種行為藝術。這位可能是六四後才出生的詩人，試圖用他蒐集到的所有用於控訴和揭露的字眼，來堆砌一塊真實的墓碑，並要讓它具有碑的形狀、體積、份量和質感。
這讓我很自然聯想到廖亦武那首著名的《大屠殺》
… …
開槍！開槍！向老人、向兒童、婦女開槍！向學生、工人、教師、攤販開槍！掃射！掃射！瞄準那些憤怒的臉、驚愕的臉、痙攣的臉、慘笑的臉、萬念俱灰和平靜的臉掃射！盡情地掃射！那些潮水般湧過來又轉瞬即逝的臉多麼美麗！那些即將上天堂和下地獄的臉多麼美麗！美麗，把人變成怪獸的美麗！引誘人去糟踏去誣衊去佔有去玷污的美麗！幹掉一切美麗！幹掉鮮花、森林、校園、戀愛、吉它和過於清純的空氣！幹掉那些想入非非的念頭！掃射！掃射！好過癮啊！就像吸一次大麻、上一次廁所，在兵營裡亂搞一次叫老婆的玩意！掃射！掃射！掃射！好過癮，好過癮啊！打穿腦殼！燒焦頭皮！讓漿汁迸出來。靈魂迸出來。濺向立交橋。門樓、欄杆！濺向大馬路！濺向天空變成星星！逃跑的星星！長著兩條人腿的星星！天地顛倒了。人類都戴著亮晶晶的帽子。亮晶晶的鋼盔。有支軍隊從月球裡殺出來，掃射！掃射！掃射！多好玩啊！人類和星星一起倒下。一起逃跑。分不出彼此。追到雲上去！追到地縫和皮肉裡去掃射！把靈魂再打一個洞！把星星再打一個洞！穿紅裙子的靈魂！系白腰帶的靈魂！穿球鞋做廣播體操的靈魂！往哪裡跑！我們要把你從泥土裡挖出來，從肉上扯下來。從空氣和水中撈起來。掃射！… …我們沒有家了。誰都知道，漢人沒有家了。家是一個溫柔的願望。讓我們死在願望裡！掃射吧掃射吧！讓我們死在自由。正義、平等、博愛、和平這些縹緲的願望裡！讓我們變成這樣一些願望。站在地平線，引誘更多活著的人去死！下雨了，不知是雨滴還是透明的灰燼。媽媽你快跑！兒子你快跑！哥哥你快跑！弟弟你快跑！小兔崽子，你快跑啊，咱們哥倆只能死一個。劊子手不會手軟！劊子手，仁慈的仁慈的劊子手，放過這些婦女和孩子，放過這個婦女和孩子，給漢人留下一個種，就一個種。求您啦，劊子手！你不會手軟嗎？更可怕的白晝要來了。掃射！掃射！掃射！好過癮！好過癮呵… …
（廖亦武：《大屠殺》節選，1989 ）
這相隔25年的兩首詩之間可以銜接得多麼自然。從這兩代份屬父子輩的詩人之間，看不出時代變遷的“代溝”，看不出他們已經相隔了25年。這種感覺，被崔健——六四天安門廣場上的搖滾樂教父——最近在紐約接受采訪時一言以蔽之：“只要天安門還掛著那張臉，我們所有的人就是同代人。”
又該如何形容這樣的感覺？
我感到時間停滯，我感到了涅槃；我感到在幾代人的跨度內，
彷彿幾 秒鐘，我的祖父、父親、我兒子，竟成為同代人，
互相僭越，稱兄道弟；我感到的兩個世紀彷彿兩小時，
才死的又生了，才生的長出鬍子；
我感到時鐘在午夜、四十年前我出生的那一刻停擺，
我老家的那台座鐘，早已散架忽然又響起來，
像骷髏長出血肉；我感到已消失的從未離開。
… …
（李知行：《涅槃之歌》，2014）
一句話，除非你不打算盡你語言的責任，除非你扔筆不寫，否則作為一個詩人，誠實的詩人，你的詩歌超越不掉這25年。
因此我們看到，無論是作為詩人還是作為小說家的廖亦武，25年來他一直不斷在重複一個六四主題，繞進去出不來的那種，從形式到內容。他沒有像一般意義上成功的專業作家——比如閻連科——那樣，在寫作形式上時時出現超越自我的焦慮——後者曾在接受筆者採訪時表示，他必須時時留意和閱讀不斷湧現的名作，為的是對新的文學流派和風格樣式有所把握，好在創新和超越的同時，避免魯迅《狂人日記》或韓少功《馬橋詞典》那樣被人詬病的對前人的重複。
廖亦武何嘗不曾是一個“成功的”詩人、“專業的”作家。在六四前的思想啟蒙運動中，無論在官方的詩壇上還是在民間，他都已經是一位因不斷自我超越而飲譽的先鋒詩人。是六四槍聲中完成的長詩《大屠殺》，才使他正式走上了政治反抗的道路。
1993年，當六四的國家囚徒廖亦武仍在獄中服刑的時候，加拿大作家戴邁河（Michael Day）寫了一篇長文介紹和梳理廖亦武的詩歌探索之路。末尾他極有預見地說：
廖亦武在中國作為一名詩人的前景將是極其黯淡的。… …除非天安門事件的“反革命暴亂”定論被徹底推翻，否則他絕不會再被中國官方文化部門認可了。當然，那些主要的和極其保守的文學詩歌雜誌也無法或者不會願意刊發他的詩作。他也將被置於嚴密的監視下，以防他再次捲入地下詩歌刊物中。
天安門事件後，越來越多的前衛地下詩人全然放棄了詩歌。許多詩人得支撐家庭，而且也被來自官方的重重壓力和搔擾弄得疲憊不堪了。隨著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發展和物價的上漲，人們對物質和金錢的慾望也在上漲。必然使他們整天繁忙在工作中，加之通俗文化和電視文化佔據了人們極大多數的時間，給詩歌創作和閱讀留下的時間也就極少了。
然而，仍有極個別頑強的人堅持著，同中共為愚民而灌輸的物質主義和政治上認可的文化（即那種不用置疑的、粗俗淺陋的精神食品）進行鬥爭… …雖然，他們完全知道在可見的將來，他們能獲得出版或者得到工作的機會是多麼的渺茫。但是，他們起碼忠實於自己和祖國而在自由地寫作。
我相信，廖亦武在1994 年3 月16 日重獲自由時， 他的選擇必將屬於那一群不屈不撓的靈魂。
（戴邁河：《廖亦武在<死城>中》，1993年）
事實的確如此：後來的歲月裡，六四發生至今的25年來，廖亦武的寫作一直死死圍繞著同一個主題，他似乎不在乎他超越不了、不避諱整天寫些舊的東西，甚至他也沒心思為翻來覆去不斷寫出來的老調子起個有點新意的題目：
《六四悲歌》
（題記：2007 年秋日的一個黃昏，我在雲南接劉曉波電話，特別消沉。他說，難道死難者都被人們忘記了嗎？我們所有的努力都白費了嗎？我哭了。通夜難眠，於是有這首歌）
月夜穿過叢林，
想起我的愛人，
長眠在寂靜的黃土，
遠方傳來槍聲。
當年熱血沸騰，
肩挑祖國命運，
如今空空的雙拳，
歲月折斷了刀刃。
月夜穿過回憶，
想起我的愛人，
生者我流浪中老去，
死者你永遠年輕。
（廖亦武，2007）
25年來，如此重複的寫作一直以地下文學的形式重複出現，以確保每一個應該讀到的讀者終不會錯過。
我是在2009年，即廖亦武寫出這首《六四悲歌》的兩年後、六四20週年的時候讀到它的。那個時候我不僅早就不是文青，而且對國內的地下文學也整個缺乏了解。我回北京探親，在周舵老師家做客時，他遞給了我一本剛印出不久的非法出版物。在目錄頁我看到了八九那年離開校園後再未謀面的一位校友的名字。
我跟這位校友的關係還挺不一般的。那時我們一起辦校園文學刊物，我是他創辦的藍太陽文學社的成員。那時他是活躍的北大文青，專門寫些海明威式的硬漢小說。那時我們是天之驕子，所到之處，路向我們敞開。我們有理想，社會陰暗面也吞噬不掉我們，因為我們擁有怒放的生命。但他的文學探索顯然在六四後停止了——20年後難得讀到他寫的東西——卻是一篇欲哭無淚痛徹骨髓的回憶文章，回憶的是六四那天死去的弟弟。
這篇文章一上來便是援引那首《六四悲歌》，但沒有提作者廖亦武的名字（好像是斷定讀者應該知道出處，就像我文章一開始引用的那句“我哭豺狼笑”一樣無人不曉）。我只是過目難忘地記住了那句“生者我流浪中老去/死者你永遠年輕。”又過了幾年，直到我加入了獨立中文筆會，在網絡社區聊天提起那篇文章中引用的那首詩，老廖才出面“認領”了自己的作品。
三我是在去年加入獨立中文筆會後，才比較“系統”地讀到了廖亦武1990-2000年代寫下的《古拉格情歌》等獄中詩，但大抵上都是在這樣一種場合：筆會的網絡社區裡，當筆會詩人們詠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的當口，老廖闖進來了，他送上的詩總是野蠻的。
如《雞姦》：
這是仿造生殖器構造的刑具
刮光陰毛，充足電把握在政府手中… …
我們的屁眼兒
被一屆屆政權搞過多少次？
五千多年啊，從靈魂上
這個螞蟻般繁殖的古老種族已經
沒有男人
… …
天哪
說黑就黑的天哪
遮羞布呢?
又比如《死刑犯討論死亡》：
一個星夜就是一個槍眼密布的頭蓋骨
我們在腦髓裡討論死亡
在永恆的日光燈下
討論死亡… …
《犯人的祖國》：
… …我要消滅你的臉
讓一個練過鐵沙掌的搶劫犯
與你公平地對扇
百把個耳光
祖國啊，當你的臉腫得
什麼也不是的時候
你願意從具體的現在回到抽象的從前
讓人民以嫖客的方式愛你麼?
就這樣一首接一首地上，直到劉三姐鬥歌一樣，下里巴人把陽春白雪衝個片甲不留。
去年（2013）老廖再次拋出了一首詩：《與六四亡靈一起裸奔》，時值他流亡德國兩年後，寫的是他夥同詩人貝嶺等另外三位流亡者跑到斯德哥爾摩的廣場上裸奔：
斯德哥爾摩的廣場
去年是雪，今年是雨
夜幕降臨很早，還有來自北冰洋的陰風
我們突發裸奔，猶如被六四亡靈附體……
裸奔的緣起，詩中有提及：“那個單純的藝術家，叫孟煌”。2012年，中國作協副主席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在斯德哥爾摩被媒體問到怎麼看仍在羈獄的“六四黑手”劉曉波，莫言一句應酬的話：“我希望劉曉波盡快的、健康的出獄”激起孟煌的無限聯想。
在此兩年前，即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2010）那年，孟煌曾為身陷囹圄、缺席領獎的曉波製作了一件轟動一時的作品“空椅子”。如今聽莫言領獎時這麼一說，“愚蠢的老孟信以為真，想了一個辦法：”再做一把椅子，這次寄到瑞典文學院的諾貝爾獎評委，請文學院轉給莫言，然後再由莫言帶回中國轉交劉曉波。'“
在即將出版的孟煌插畫集《斯德哥爾摩裸奔記》中，這位藝術家回憶說：“寄完椅子的老孟並不踏實，心想萬一有誤呢？於是約上了老哥們儿作家廖亦武一同前往斯德哥爾摩。”
但二人到了斯德哥爾摩之後，送上去的空椅子被退回。孟煌很絕望：“面對諾貝爾評委這個傲慢的權勢，最後覺得要想繼續這個空椅子作品，就只能用裸奔這個行動藝術形式來告知這個勢利的世界。”
於是，2012年12月10號下午5點（莫言領取諾貝爾文學獎頒獎禮），孟煌在廖亦武陪同下，跑到諾貝爾文學獎頒獎的音樂廳前脫光衣服裸奔了一次。
那一次裸奔，廖亦武還只是孟煌的“三陪”（陪去、陪跑、陪被捕），並沒有脫。但當時圍繞莫言獲得諾獎，廖亦武就已經與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德高望重的漢學家馬悅然撕破了臉，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罵戰，罵罵咧咧一直持續到一年之後，2013年度的諾貝爾頒獎禮，廖亦武真的跑到斯德哥爾摩領銜裸奔，基本上是一路跑一路還在跟馬悅然繼續對罵。
我翻查到一些文字記錄。在跟中國人民眼中德高望重的、九十高齡的諾獎唯一漢學權威馬悅然的對罵中，文學出身的廖亦武在辯論的修辭上有失嚴謹，顯得過於誇張，因用力過猛而被馬老“借力使力”，交手中一開始廖亦武就處於下風。
要知道，在偷渡出境之前，廖亦武雖然為了《大屠殺》、《安魂》等幾首六四詩歌而坐牢吃盡苦頭、雖然出獄後混跡底層寫小說繼續吃盡苦頭，但作為一個專制制度下的受迫害者，他面對獨裁的反抗者形象，使他不容置啄地處於政治道德的製高點上。相較之下，流亡出來後，被自由世界熱烈擁抱的廖亦武，他在與諾貝爾文學院對峙的時候，雖然仍是一枚雞蛋，卻不再具有那種道德上的先天優勢。
相反，在西方學術權威機構貌似天衣無縫的“程序正義”面前，廖亦武的質疑和挑戰很容易地就被視為“老土”、淪為笑柄——無論在他的敵人還是朋友的眼中。在廖亦武擔任榮譽理事的獨立中文筆會，他為此受到的嘲諷絕不比來自外面的少。
從六四事件的肉體與精神的雙重折磨中逃出來，廖亦武這回算是走到了天邊，再也不可能有其它去路，或再找其它可以講理的地方。面對諾貝爾文學院這一終極話語權威，他明顯沒有了像在中國面對迫害時那樣矜持的本錢。
在給馬悅然的公開信中，廖亦武雖然還懂得抬頭要尊稱馬悅然為“先生”，但一開口就沉不住氣地開罵了：
馬悅然先生：
你怎麼能夠像眾多中國官方文人那樣，在獨裁中國和民主西方之間，游刃有餘呢？
你德高望重，可作為漢學家的底線呢？
以下是六四見證人廖亦武對你的公開質疑… …
這好歹還算“罵人不吐髒字”，但這並沒維持多一會兒。三句話不離本行的詩人廖亦武接下來開始給馬悅然獻“詩”，就真的是罵人了，而且罵得很難聽：
人活臉，樹活皮，
燈泡放光要玻璃，
文學院發獎憑良知。
妓女掙錢靠身體。
劉曉波在坐牢，
莫言在拿錢；
高智晟在坐牢，
莫言在拿錢；
師濤在坐牢，
莫言在拿錢；
譚作人在坐牢，
莫言在拿錢；
李必豐在坐牢，
莫言在拿錢。
野鴿子亞辛病死監獄裡，
艾未未坐牢又罰款，
莫言他媽的還說還說——
監獄沒有關作家，
言論審查像安檢。
中國就是個大牢房，
你們看不見？
要不要臉？要不要臉？
你們要不要臉？
（據廖亦武介紹，這是六四流亡藝術家高源寫給流亡的盤古樂隊的歌詞——盤古樂隊在流亡後，每年六四都有紀念作品推出。）
獨立中文筆會中號稱「最有希望問鼎諾貝爾文學獎」之一的廖亦武，跟同他一樣身兼獨立中文筆會榮譽理事的諾獎權威馬悅然這麼一「鬧」，鬧成了里外不是人。他還不聽勸，愈挫愈勇，變本加厲，從跟馬悅然的對罵發展到跟筆會的會友對罵：見有筆會詩人去內地主持詩會，他就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度人家，給人家起外號「兩頭吃」，罵得要多難聽有多難聽。一點聽不進解釋，人家只要開口，他總有更難聽的預備著，彷彿有些事沒理可講，彷彿逃到海角天涯後他已經理屈詞窮。
接著就發展到去年（2013）斯德哥爾摩的高調聚眾裸奔，寒冬臘月裡脫光了，高喊著獄中的曉波和軟禁中的劉霞的名字，“射了出去”——
… …嬰兒如水
渴望回到母親胎宮
嬰兒如草
渴望如春日覆蓋大地
在泥土之下，躺著另一些了不起的祖先
莊周、屈原、李白、劉伶、阮籍
還有被流放到海南島的蘇軾
都曾裸奔於遠古的河岸，在昏聵的世道
高貴的肉體如眩目的閃電
刺穿權貴把玩的歷史
然後如歌如泣地遠逝
泥土之下，還躺著這個時代
被打死、餓死、運動而死的數千萬亡靈
至今得不到安息
如果“ 六四” 近三千亡靈還活著
和我們的年紀差不多
他們被解放軍射殺了
波濤般起伏的彈洞
在我們的胸膛漸漸生鏽
天老爺啊天老爺啊。他們的驚呼
至今在我們的舌尖打轉
他們脫下軀殼，如脫下血衣
他們的亡靈發白
如雪花紛紛飛揚… …
（廖亦武：《與六四亡靈一起裸奔》，2014）
脫光了的廖亦武顯得很vulnerable（好欺負？）：沒有人替他攝入鏡頭的私處打馬賽克處理一下，一張正面全裸的裸照就這樣被網站們照直拿來使用。好詩不出門，裸照傳千里，網站只顧無動於衷地轉發，藉此賺夠了點擊率，但對裸奔悲從何來，卻罕有附帶給予正視和嚴肅的討論。可以說，這場以六四亡靈為名的裸奔行動，沒有得到足夠的理解和尊重。
甚至裸奔的訴求本身也遭到懷疑：什麼「為六四亡靈裸奔」，是為你自己作秀吧？是因為得獎的是莫言不是你的酸葡萄心理吧？好哇，你就破罐破摔吧，但別帶上劉曉波和劉霞。人們對他的行為指指點點——不少舊識也認為廖亦武出國後“變了”：他放蕩不羈頂撞權威的作風到了西方，就格外顯出狷狂與墮落來。
「老廖的人格有許多缺陷，」一位跟廖亦武曾經惺惺相惜、走得很近的作家對筆者說，那是因為「老廖長期在黑暗底層生活，被黑暗傷害很深。」他強調現在仍然「欣賞他的才華」，但就覺得還是「保持距離好些」。
赤裸裸的廖亦武被人赤裸裸地嘲笑。一言九鼎的馬悅然就揶揄廖亦武裸奔是「為自己」（self-seeking），並把玩他的私處說：
廖亦武奔跑著，兩腿之間那活兒晃來晃去，他邊跑邊嚎叫著：「劉霞，我來了」，這一幕簡直感動死我了！一想到你們的裸奔會把中國當權者嚇個半死，你們肯定感到特安慰吧。
（摘自馬悅然致另一位裸奔者、流亡詩人貝嶺的信）
馬悅然一邊嘲笑著廖亦武的裸體，一邊挑剔著被激怒的廖亦武「缺乏幽默感。」
俗話說，一怒你就輸了。但慣於嘻笑怒罵的廖亦武在裸奔這件事上寧願保持弱者、無權者才有的憤怒：「我作為在西方有影響的流亡作家，一旦和他『幽默』，道義和行為藝術的質量就會降低，就會將我們裸奔抗議的意義降低為個人恩怨和妒忌。」他在給筆者的信中說。
想藉裸奔而昭告天下的訴求沒有得到預期般的關注，反而眼球更多集中在了他的「私處」，就連認同他行為的人也難免感覺他的裸奔行為有些失敗。
但即便失敗是一種宿命——如馬悅然說的，裸奔無非是一場「風車大戰」——廖亦武的失敗也絕不是草率的。在訴諸裸奔之前，他並不是沒有窮盡所有可能的「上訪」渠道。在他的《致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的公開信》一文中，他系統地梳理了新文化運動以降，中國文學與社會變革的關係。然後他針對性地分析了莫言的作品，他提醒說：
各位尊敬的女士和先生，你們肯定知道「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那麽對應當代中國， 1989 天安門大屠殺之後，避開見證的寫作也是可恥的。況且莫言的所作所為，還不僅僅是「逃避見證」——
為了佐證他的觀點，廖亦武認真地寫了一篇毫無文學性可言的、更像學術論文的充滿考證的文章，並老老實實為這篇文章附上了三篇附錄資料。
不知有多少人認真讀過，這將是一份見證諾貝爾文學獎歷史的「上訪材料」。有它的石沉大海，才有了後來的裸奔。「權勢就是一個笑話，終極權勢就是終極笑話，」廖亦武在信中承認，「裸奔的確是下下策，在這兒也是唯一的下下策……赤裸、透明、公開，腦子一片空白，衝過去。」
… …為了被囚禁的記憶
為了九歲的呂鵬、十七歲的蔣捷連、十九歲的王楠
二十二歲的夏之蕾。他們都死於1989 年六四凌晨
為了劉霞和劉輝，他們因劉曉波而精神崩潰
為了李必豐、高智晟、劉賢斌、許萬平、郭飛熊、許志永
譚作人、陳西、陳衛、王功權和新疆的亞辛
數不清的政治犯
也是被囚禁記憶的一部分
一切都太老
如同裁判道德和文學的
挪威和瑞典
一切又太新
如同為囚禁的記憶而裸奔
… …
非如此不可？
非如此不可！
… …
（廖亦武：《與六四亡靈一起裸奔》2013）
如果你有心去傾聽那種「但凡有辦法我何必出此下策」的悲憤，那麼你其實並不需要自己也曾僅僅因為寫過幾首詩而入過獄、受過刑。在祼奔這件事上，馬悅然要多麼缺乏同理心，才會說出“我建議你準備好兩個熱水袋，表演完了好捂熱你的屁股。斯德哥爾摩的冬夜很冷哦”這樣冷嘲熱諷的話來（I suggest that you prepare two hotwater-bottles to warm your bum after the performance. The weather in Stockholm is rather cold late at night.）？
開槍！開槍！向老人、向兒童、婦女開槍！向學生、工人、教師、攤販開槍！掃射！掃射！瞄準那些憤怒的臉、驚愕的臉、痙攣的臉、慘笑的臉、萬念俱灰和平靜的臉掃射！盡情地掃射！那些潮水般湧過來又轉瞬即逝的臉多麼美麗！那些即將上天堂和下地獄的臉多麼美麗！美麗，把人變成怪獸的美麗！引誘人去糟踏去誣衊去佔有去玷污的美麗！幹掉一切美麗！幹掉鮮花、森林、校園、戀愛、吉它和過於清純的空氣！幹掉那些想入非非的念頭！掃射！掃射！好過癮啊！就像吸一次大麻、上一次廁所，在兵營裡亂搞一次叫老婆的玩意！掃射！掃射！掃射！好過癮，好過癮啊！打穿腦殼！燒焦頭皮！讓漿汁迸出來。靈魂迸出來。濺向立交橋。門樓、欄杆！濺向大馬路！濺向天空變成星星！逃跑的星星！長著兩條人腿的星星！天地顛倒了。人類都戴著亮晶晶的帽子。亮晶晶的鋼盔。有支軍隊從月球裡殺出來，掃射！掃射！掃射！多好玩啊！人類和星星一起倒下。一起逃跑。分不出彼此。追到雲上去！追到地縫和皮肉裡去掃射！把靈魂再打一個洞！把星星再打一個洞！穿紅裙子的靈魂！系白腰帶的靈魂！穿球鞋做廣播體操的靈魂！往哪裡跑！我們要把你從泥土裡挖出來，從肉上扯下來。從空氣和水中撈起來。掃射！… …我們沒有家了。誰都知道，漢人沒有家了。家是一個溫柔的願望。讓我們死在願望裡！掃射吧掃射吧！讓我們死在自由。正義、平等、博愛、和平這些縹緲的願望裡！讓我們變成這樣一些願望。站在地平線，引誘更多活著的人去死！下雨了，不知是雨滴還是透明的灰燼。媽媽你快跑！兒子你快跑！哥哥你快跑！弟弟你快跑！小兔崽子，你快跑啊，咱們哥倆只能死一個。劊子手不會手軟！劊子手，仁慈的仁慈的劊子手，放過這些婦女和孩子，放過這個婦女和孩子，給漢人留下一個種，就一個種。求您啦，劊子手！你不會手軟嗎？更可怕的白晝要來了。掃射！掃射！掃射！好過癮！好過癮呵… …
（廖亦武：《大屠殺》節選，1989 ）
這相隔25年的兩首詩之間可以銜接得多麼自然。從這兩代份屬父子輩的詩人之間，看不出時代變遷的“代溝”，看不出他們已經相隔了25年。這種感覺，被崔健——六四天安門廣場上的搖滾樂教父——最近在紐約接受采訪時一言以蔽之：“只要天安門還掛著那張臉，我們所有的人就是同代人。”
又該如何形容這樣的感覺？
我感到時間停滯，我感到了涅槃；我感到在幾代人的跨度內，
彷彿幾 秒鐘，我的祖父、父親、我兒子，竟成為同代人，
互相僭越，稱兄道弟；我感到的兩個世紀彷彿兩小時，
才死的又生了，才生的長出鬍子；
我感到時鐘在午夜、四十年前我出生的那一刻停擺，
我老家的那台座鐘，早已散架忽然又響起來，
像骷髏長出血肉；我感到已消失的從未離開。
… …
（李知行：《涅槃之歌》，2014）
一句話，除非你不打算盡你語言的責任，除非你扔筆不寫，否則作為一個詩人，誠實的詩人，你的詩歌超越不掉這25年。
二
因此我們看到，無論是作為詩人還是作為小說家的廖亦武，25年來他一直不斷在重複一個六四主題，繞進去出不來的那種，從形式到內容。他沒有像一般意義上成功的專業作家——比如閻連科——那樣，在寫作形式上時時出現超越自我的焦慮——後者曾在接受筆者採訪時表示，他必須時時留意和閱讀不斷湧現的名作，為的是對新的文學流派和風格樣式有所把握，好在創新和超越的同時，避免魯迅《狂人日記》或韓少功《馬橋詞典》那樣被人詬病的對前人的重複。
廖亦武何嘗不曾是一個“成功的”詩人、“專業的”作家。在六四前的思想啟蒙運動中，無論在官方的詩壇上還是在民間，他都已經是一位因不斷自我超越而飲譽的先鋒詩人。是六四槍聲中完成的長詩《大屠殺》，才使他正式走上了政治反抗的道路。
1993年，當六四的國家囚徒廖亦武仍在獄中服刑的時候，加拿大作家戴邁河（Michael Day）寫了一篇長文介紹和梳理廖亦武的詩歌探索之路。末尾他極有預見地說：
廖亦武在中國作為一名詩人的前景將是極其黯淡的。… …除非天安門事件的“反革命暴亂”定論被徹底推翻，否則他絕不會再被中國官方文化部門認可了。當然，那些主要的和極其保守的文學詩歌雜誌也無法或者不會願意刊發他的詩作。他也將被置於嚴密的監視下，以防他再次捲入地下詩歌刊物中。
天安門事件後，越來越多的前衛地下詩人全然放棄了詩歌。許多詩人得支撐家庭，而且也被來自官方的重重壓力和搔擾弄得疲憊不堪了。隨著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發展和物價的上漲，人們對物質和金錢的慾望也在上漲。必然使他們整天繁忙在工作中，加之通俗文化和電視文化佔據了人們極大多數的時間，給詩歌創作和閱讀留下的時間也就極少了。
然而，仍有極個別頑強的人堅持著，同中共為愚民而灌輸的物質主義和政治上認可的文化（即那種不用置疑的、粗俗淺陋的精神食品）進行鬥爭… …雖然，他們完全知道在可見的將來，他們能獲得出版或者得到工作的機會是多麼的渺茫。但是，他們起碼忠實於自己和祖國而在自由地寫作。
我相信，廖亦武在1994 年3 月16 日重獲自由時， 他的選擇必將屬於那一群不屈不撓的靈魂。
（戴邁河：《廖亦武在<死城>中》，1993年）
事實的確如此：後來的歲月裡，六四發生至今的25年來，廖亦武的寫作一直死死圍繞著同一個主題，他似乎不在乎他超越不了、不避諱整天寫些舊的東西，甚至他也沒心思為翻來覆去不斷寫出來的老調子起個有點新意的題目：
《六四悲歌》
（題記：2007 年秋日的一個黃昏，我在雲南接劉曉波電話，特別消沉。他說，難道死難者都被人們忘記了嗎？我們所有的努力都白費了嗎？我哭了。通夜難眠，於是有這首歌）
月夜穿過叢林，
想起我的愛人，
長眠在寂靜的黃土，
遠方傳來槍聲。
當年熱血沸騰，
肩挑祖國命運，
如今空空的雙拳，
歲月折斷了刀刃。
月夜穿過回憶，
想起我的愛人，
生者我流浪中老去，
死者你永遠年輕。
（廖亦武，2007）
25年來，如此重複的寫作一直以地下文學的形式重複出現，以確保每一個應該讀到的讀者終不會錯過。
三
我是在2009年，即廖亦武寫出這首《六四悲歌》的兩年後、六四20週年的時候讀到它的。那個時候我不僅早就不是文青，而且對國內的地下文學也整個缺乏了解。我回北京探親，在周舵老師家做客時，他遞給了我一本剛印出不久的非法出版物。在目錄頁我看到了八九那年離開校園後再未謀面的一位校友的名字。
我跟這位校友的關係還挺不一般的。那時我們一起辦校園文學刊物，我是他創辦的藍太陽文學社的成員。那時他是活躍的北大文青，專門寫些海明威式的硬漢小說。那時我們是天之驕子，所到之處，路向我們敞開。我們有理想，社會陰暗面也吞噬不掉我們，因為我們擁有怒放的生命。但他的文學探索顯然在六四後停止了——20年後難得讀到他寫的東西——卻是一篇欲哭無淚痛徹骨髓的回憶文章，回憶的是六四那天死去的弟弟。
這篇文章一上來便是援引那首《六四悲歌》，但沒有提作者廖亦武的名字（好像是斷定讀者應該知道出處，就像我文章一開始引用的那句“我哭豺狼笑”一樣無人不曉）。我只是過目難忘地記住了那句“生者我流浪中老去/死者你永遠年輕。”又過了幾年，直到我加入了獨立中文筆會，在網絡社區聊天提起那篇文章中引用的那首詩，老廖才出面“認領”了自己的作品。
三我是在去年加入獨立中文筆會後，才比較“系統”地讀到了廖亦武1990-2000年代寫下的《古拉格情歌》等獄中詩，但大抵上都是在這樣一種場合：筆會的網絡社區裡，當筆會詩人們詠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的當口，老廖闖進來了，他送上的詩總是野蠻的。
如《雞姦》：
這是仿造生殖器構造的刑具
刮光陰毛，充足電把握在政府手中… …
我們的屁眼兒
被一屆屆政權搞過多少次？
五千多年啊，從靈魂上
這個螞蟻般繁殖的古老種族已經
沒有男人
… …
天哪
說黑就黑的天哪
遮羞布呢?
又比如《死刑犯討論死亡》：
一個星夜就是一個槍眼密布的頭蓋骨
我們在腦髓裡討論死亡
在永恆的日光燈下
討論死亡… …
《犯人的祖國》：
… …我要消滅你的臉
讓一個練過鐵沙掌的搶劫犯
與你公平地對扇
百把個耳光
祖國啊，當你的臉腫得
什麼也不是的時候
你願意從具體的現在回到抽象的從前
讓人民以嫖客的方式愛你麼?
就這樣一首接一首地上，直到劉三姐鬥歌一樣，下里巴人把陽春白雪衝個片甲不留。
去年（2013）老廖再次拋出了一首詩：《與六四亡靈一起裸奔》，時值他流亡德國兩年後，寫的是他夥同詩人貝嶺等另外三位流亡者跑到斯德哥爾摩的廣場上裸奔：
斯德哥爾摩的廣場
去年是雪，今年是雨
夜幕降臨很早，還有來自北冰洋的陰風
我們突發裸奔，猶如被六四亡靈附體……
裸奔的緣起，詩中有提及：“那個單純的藝術家，叫孟煌”。2012年，中國作協副主席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在斯德哥爾摩被媒體問到怎麼看仍在羈獄的“六四黑手”劉曉波，莫言一句應酬的話：“我希望劉曉波盡快的、健康的出獄”激起孟煌的無限聯想。
在此兩年前，即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2010）那年，孟煌曾為身陷囹圄、缺席領獎的曉波製作了一件轟動一時的作品“空椅子”。如今聽莫言領獎時這麼一說，“愚蠢的老孟信以為真，想了一個辦法：”再做一把椅子，這次寄到瑞典文學院的諾貝爾獎評委，請文學院轉給莫言，然後再由莫言帶回中國轉交劉曉波。'“
在即將出版的孟煌插畫集《斯德哥爾摩裸奔記》中，這位藝術家回憶說：“寄完椅子的老孟並不踏實，心想萬一有誤呢？於是約上了老哥們儿作家廖亦武一同前往斯德哥爾摩。”
但二人到了斯德哥爾摩之後，送上去的空椅子被退回。孟煌很絕望：“面對諾貝爾評委這個傲慢的權勢，最後覺得要想繼續這個空椅子作品，就只能用裸奔這個行動藝術形式來告知這個勢利的世界。”
於是，2012年12月10號下午5點（莫言領取諾貝爾文學獎頒獎禮），孟煌在廖亦武陪同下，跑到諾貝爾文學獎頒獎的音樂廳前脫光衣服裸奔了一次。
那一次裸奔，廖亦武還只是孟煌的“三陪”（陪去、陪跑、陪被捕），並沒有脫。但當時圍繞莫言獲得諾獎，廖亦武就已經與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德高望重的漢學家馬悅然撕破了臉，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罵戰，罵罵咧咧一直持續到一年之後，2013年度的諾貝爾頒獎禮，廖亦武真的跑到斯德哥爾摩領銜裸奔，基本上是一路跑一路還在跟馬悅然繼續對罵。
四
我翻查到一些文字記錄。在跟中國人民眼中德高望重的、九十高齡的諾獎唯一漢學權威馬悅然的對罵中，文學出身的廖亦武在辯論的修辭上有失嚴謹，顯得過於誇張，因用力過猛而被馬老“借力使力”，交手中一開始廖亦武就處於下風。
要知道，在偷渡出境之前，廖亦武雖然為了《大屠殺》、《安魂》等幾首六四詩歌而坐牢吃盡苦頭、雖然出獄後混跡底層寫小說繼續吃盡苦頭，但作為一個專制制度下的受迫害者，他面對獨裁的反抗者形象，使他不容置啄地處於政治道德的製高點上。相較之下，流亡出來後，被自由世界熱烈擁抱的廖亦武，他在與諾貝爾文學院對峙的時候，雖然仍是一枚雞蛋，卻不再具有那種道德上的先天優勢。
相反，在西方學術權威機構貌似天衣無縫的“程序正義”面前，廖亦武的質疑和挑戰很容易地就被視為“老土”、淪為笑柄——無論在他的敵人還是朋友的眼中。在廖亦武擔任榮譽理事的獨立中文筆會，他為此受到的嘲諷絕不比來自外面的少。
從六四事件的肉體與精神的雙重折磨中逃出來，廖亦武這回算是走到了天邊，再也不可能有其它去路，或再找其它可以講理的地方。面對諾貝爾文學院這一終極話語權威，他明顯沒有了像在中國面對迫害時那樣矜持的本錢。
在給馬悅然的公開信中，廖亦武雖然還懂得抬頭要尊稱馬悅然為“先生”，但一開口就沉不住氣地開罵了：
馬悅然先生：
你怎麼能夠像眾多中國官方文人那樣，在獨裁中國和民主西方之間，游刃有餘呢？
你德高望重，可作為漢學家的底線呢？
以下是六四見證人廖亦武對你的公開質疑… …
這好歹還算“罵人不吐髒字”，但這並沒維持多一會兒。三句話不離本行的詩人廖亦武接下來開始給馬悅然獻“詩”，就真的是罵人了，而且罵得很難聽：
人活臉，樹活皮，
燈泡放光要玻璃，
文學院發獎憑良知。
妓女掙錢靠身體。
劉曉波在坐牢，
莫言在拿錢；
高智晟在坐牢，
莫言在拿錢；
師濤在坐牢，
莫言在拿錢；
譚作人在坐牢，
莫言在拿錢；
李必豐在坐牢，
莫言在拿錢。
野鴿子亞辛病死監獄裡，
艾未未坐牢又罰款，
莫言他媽的還說還說——
監獄沒有關作家，
言論審查像安檢。
中國就是個大牢房，
你們看不見？
要不要臉？要不要臉？
你們要不要臉？
（據廖亦武介紹，這是六四流亡藝術家高源寫給流亡的盤古樂隊的歌詞——盤古樂隊在流亡後，每年六四都有紀念作品推出。）
五
獨立中文筆會中號稱「最有希望問鼎諾貝爾文學獎」之一的廖亦武，跟同他一樣身兼獨立中文筆會榮譽理事的諾獎權威馬悅然這麼一「鬧」，鬧成了里外不是人。他還不聽勸，愈挫愈勇，變本加厲，從跟馬悅然的對罵發展到跟筆會的會友對罵：見有筆會詩人去內地主持詩會，他就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度人家，給人家起外號「兩頭吃」，罵得要多難聽有多難聽。一點聽不進解釋，人家只要開口，他總有更難聽的預備著，彷彿有些事沒理可講，彷彿逃到海角天涯後他已經理屈詞窮。
接著就發展到去年（2013）斯德哥爾摩的高調聚眾裸奔，寒冬臘月裡脫光了，高喊著獄中的曉波和軟禁中的劉霞的名字，“射了出去”——
… …嬰兒如水
渴望回到母親胎宮
嬰兒如草
渴望如春日覆蓋大地
在泥土之下，躺著另一些了不起的祖先
莊周、屈原、李白、劉伶、阮籍
還有被流放到海南島的蘇軾
都曾裸奔於遠古的河岸，在昏聵的世道
高貴的肉體如眩目的閃電
刺穿權貴把玩的歷史
然後如歌如泣地遠逝
泥土之下，還躺著這個時代
被打死、餓死、運動而死的數千萬亡靈
至今得不到安息
如果“ 六四” 近三千亡靈還活著
和我們的年紀差不多
他們被解放軍射殺了
波濤般起伏的彈洞
在我們的胸膛漸漸生鏽
天老爺啊天老爺啊。他們的驚呼
至今在我們的舌尖打轉
他們脫下軀殼，如脫下血衣
他們的亡靈發白
如雪花紛紛飛揚… …
（廖亦武：《與六四亡靈一起裸奔》，2014）
脫光了的廖亦武顯得很vulnerable（好欺負？）：沒有人替他攝入鏡頭的私處打馬賽克處理一下，一張正面全裸的裸照就這樣被網站們照直拿來使用。好詩不出門，裸照傳千里，網站只顧無動於衷地轉發，藉此賺夠了點擊率，但對裸奔悲從何來，卻罕有附帶給予正視和嚴肅的討論。可以說，這場以六四亡靈為名的裸奔行動，沒有得到足夠的理解和尊重。
六
甚至裸奔的訴求本身也遭到懷疑：什麼「為六四亡靈裸奔」，是為你自己作秀吧？是因為得獎的是莫言不是你的酸葡萄心理吧？好哇，你就破罐破摔吧，但別帶上劉曉波和劉霞。人們對他的行為指指點點——不少舊識也認為廖亦武出國後“變了”：他放蕩不羈頂撞權威的作風到了西方，就格外顯出狷狂與墮落來。
「老廖的人格有許多缺陷，」一位跟廖亦武曾經惺惺相惜、走得很近的作家對筆者說，那是因為「老廖長期在黑暗底層生活，被黑暗傷害很深。」他強調現在仍然「欣賞他的才華」，但就覺得還是「保持距離好些」。
赤裸裸的廖亦武被人赤裸裸地嘲笑。一言九鼎的馬悅然就揶揄廖亦武裸奔是「為自己」（self-seeking），並把玩他的私處說：
廖亦武奔跑著，兩腿之間那活兒晃來晃去，他邊跑邊嚎叫著：「劉霞，我來了」，這一幕簡直感動死我了！一想到你們的裸奔會把中國當權者嚇個半死，你們肯定感到特安慰吧。
（摘自馬悅然致另一位裸奔者、流亡詩人貝嶺的信）
馬悅然一邊嘲笑著廖亦武的裸體，一邊挑剔著被激怒的廖亦武「缺乏幽默感。」
俗話說，一怒你就輸了。但慣於嘻笑怒罵的廖亦武在裸奔這件事上寧願保持弱者、無權者才有的憤怒：「我作為在西方有影響的流亡作家，一旦和他『幽默』，道義和行為藝術的質量就會降低，就會將我們裸奔抗議的意義降低為個人恩怨和妒忌。」他在給筆者的信中說。
想藉裸奔而昭告天下的訴求沒有得到預期般的關注，反而眼球更多集中在了他的「私處」，就連認同他行為的人也難免感覺他的裸奔行為有些失敗。
七
但即便失敗是一種宿命——如馬悅然說的，裸奔無非是一場「風車大戰」——廖亦武的失敗也絕不是草率的。在訴諸裸奔之前，他並不是沒有窮盡所有可能的「上訪」渠道。在他的《致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的公開信》一文中，他系統地梳理了新文化運動以降，中國文學與社會變革的關係。然後他針對性地分析了莫言的作品，他提醒說：
各位尊敬的女士和先生，你們肯定知道「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那麽對應當代中國， 1989 天安門大屠殺之後，避開見證的寫作也是可恥的。況且莫言的所作所為，還不僅僅是「逃避見證」——
為了佐證他的觀點，廖亦武認真地寫了一篇毫無文學性可言的、更像學術論文的充滿考證的文章，並老老實實為這篇文章附上了三篇附錄資料。
不知有多少人認真讀過，這將是一份見證諾貝爾文學獎歷史的「上訪材料」。有它的石沉大海，才有了後來的裸奔。「權勢就是一個笑話，終極權勢就是終極笑話，」廖亦武在信中承認，「裸奔的確是下下策，在這兒也是唯一的下下策……赤裸、透明、公開，腦子一片空白，衝過去。」
… …為了被囚禁的記憶
為了九歲的呂鵬、十七歲的蔣捷連、十九歲的王楠
二十二歲的夏之蕾。他們都死於1989 年六四凌晨
為了劉霞和劉輝，他們因劉曉波而精神崩潰
為了李必豐、高智晟、劉賢斌、許萬平、郭飛熊、許志永
譚作人、陳西、陳衛、王功權和新疆的亞辛
數不清的政治犯
也是被囚禁記憶的一部分
一切都太老
如同裁判道德和文學的
挪威和瑞典
一切又太新
如同為囚禁的記憶而裸奔
… …
非如此不可？
非如此不可！
… …
（廖亦武：《與六四亡靈一起裸奔》2013）
如果你有心去傾聽那種「但凡有辦法我何必出此下策」的悲憤，那麼你其實並不需要自己也曾僅僅因為寫過幾首詩而入過獄、受過刑。在祼奔這件事上，馬悅然要多麼缺乏同理心，才會說出“我建議你準備好兩個熱水袋，表演完了好捂熱你的屁股。斯德哥爾摩的冬夜很冷哦”這樣冷嘲熱諷的話來（I suggest that you prepare two hotwater-bottles to warm your bum after the performance. The weather in Stockholm is rather cold late at night.）？
( 插圖：孟煌）
八
廖亦武也不是天生硬漢。戴邁河文中提到六四前，廖亦武跟他談話時還曾勸他不要亂講話，「說太率直會連累他和中國其它地下詩人。他還談到他對中共監獄的恐懼。他說寧死也不願去坐牢。」在戴邁河1989年11月和廖亦武的最後一次通信中，他「感覺到他（廖亦武）對被捕是極其地恐懼。」廖亦武自己也多次在寫作中提到，他「不懂政治」、直到六四時他還「對政治不感興趣」。
那麼讓我們來假設一下：如果沒有六四，今天的廖亦武會是什麼樣？「如果能找出答案，就一定能打通一條通向人的本性之路，」廖亦武的成都作家哥們汪建輝說。
「有一個答案是肯定的：他一定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汪建輝說，他曾經問過老廖這個假想性的問題。「老廖說，六四前他們幾個詩人正準備拍文藝電影，就是六十年代在歐州流行的藝術家拍的那種電影。後來因為六四事件，就直接改變了他們拍片的方向。」
「如果沒有六四，也許他們會搞出一個中國的『新浪潮電影』時代，就成為了中國的戈達爾、伯格曼了。也許就沒有張藝謀什麼事了——雖然歷史不能假設，但偶爾假設一下也滿有趣的。」
但六四後，「坐牢使他有了自己的敵人，」汪建輝說。
有了敵人的寫作。包括這裡提到的小說家汪建輝在內：「如果沒有六四”——這其實是一個可以冠在很多人頭上的命題——他“也肯定不是現在的寫作方向。」六四時汪建輝並未深度介入事件，跟普通市民沒什麼兩樣，只不過他很倒霉地被隨機抓捕，稀里糊塗地被判了「反革命煽動」罪，荒誕地坐了一年的牢。在汪建輝的回憶中，可以看到一個普通人失去自由時的本能恐懼，及入獄經歷如何使他逐漸產生了明晰的對抗意識，一句話，如何無意中被制度選中培養成它堅定的敵人。
「如果沒有六四」，汪建輝肯定地說：「我還在寫愛情詩。」但現在不同了：「我的寫作走上了『正途』——我有了寫作方向——有敵人的寫作。」
九
出獄後，還在祖國流浪時，廖亦武就曾寫信勸已經流亡海外的他的同行們，出去後不要去玩“純藝術”、「純文學」，因為「人們從中看不見真實的中國、真實的中國文化處境。」而他自己在出獄後也更明確了自己的定位：「一個作家，或哭、或笑、或冷眼旁觀，總是精神家園的守護者或毀滅過程的見證人。」 （廖亦武：《給<傾向>編者貝嶺、孟浪的信》，2000年）
德國作家托馬斯·曼在逃離納粹、流亡美國後，曾說過一句跟阿多諾那句「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同樣著名的話——
我身在何處，何處就是德意志。
正如學者夏明在為余杰的新著《螢火蟲的反抗》所作的序《肉身流亡，靈魂歸家》中說的，「在一個常態社會分工條件下，」文學家本應是一群“佔領人們的閒暇、在閒暇的時間與空間裡拓展影響力”的人，他們的文學創作原本不是用於赤裸裸的政治反抗，而是用來“享受和昇華”，他們對社會的影響力也應該不是透過社會學的語言和直接的政治綱領。
但在中國這樣一個「製造荒誕的政權和充滿怪異的社會」裡，我們看到的是一大景觀竟是：文學家紛紛走上了社會批判和憲政探索的路徑。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真正有擔當的中國文學家最後差不多都是「不務正業」的——
文學起家的劉曉波被六四徹底擊碎了諾貝爾文學獎的夢，結果其最著名的作品成了《零八憲章》，並陰錯陽差成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以一部長篇愛情小說《香草山》而成名趁早的余杰，因與劉曉波的結識而導致他從此告別了「純文學」，走上了評論家的道路。同樣地，詩人出身的廖亦武在六四被鎮壓後，從超現實主義的詩人變成了一位批判現實的作家，筆下源源不斷的是底層訪談和紀實文學。
十
不知廖亦武在斯德哥爾摩的冬夜裸奔的時候，是否想到宿命，或者天道輪迴什麼的：
請問流亡者，你為什麼歸來？
情敵已老，看門狗目光呆滯
你疲憊的琴聲對誰傾訴？
是什麼東西使你充滿憐憫？
請問周遊世界的過客
是誰的爪子將你一點點掏空？
（廖亦武：1990？）
寫這首詩後不久，廖亦武入獄坐牢。然後，
事隔多年，我又把這些詩句送給了六四流亡者劉賓雁。他死於 2005 年，享年 81 歲。… …還有王若水、王若望和戈揚等等，死於異鄉的年邁的六四流亡者們，會在天上見到幸運抑或不幸的孔子麼？
（廖亦武：《中國人的生存之術》，2011）
寫這篇文後不久，廖亦武自己也加入了流亡的大軍。再然後，身在柏林的他寫道：
……比牆高的是山
比山更高的還是山
你在夢中越獄
翻過牆、翻過山、翻過雲……
（廖亦武：《老和尚在監獄冥想和平》，2013）
「他們迫害不停，我們裸奔不休」，這便是廖亦武們25年來共同走過的心路，也是這場始自1989年、從天安門廣場起步的裸奔的由來。一場為反抗明確的敵人而發起的裸奔，一場彰顯「無權者的權力」的裸奔，25年後，裸奔者仍然奔跑在重回天安門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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