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的終極獨裁——回顧劉曉波、丁子霖、莫言

【轉載自《中國人權雙周刊》第119期 2013年11月29日—12月12日】

文／廖亦武

　　茫茫宇宙，人類很渺小；茫茫國際，個人更渺小。劉曉波和莫言，標準對立的兩位，為什麼都獲得同一名義的獎？諾委會不可能告訴公眾。按100多年前制定的行規，他們要保密50年，直到當事人全部死絕，直到權力交易真相貶值到無人關注。

　　2010年10月8日，我自柏林乘火車去參加法蘭克福書展，中途得知，我的老友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狂喜之餘，一個謎團自心底湧起。果然，隨後從幾個渠道，我聽說劉曉波對探監的劉霞說｢這個獎是給六四亡靈的｣，接著他哭起來。我沒有哭，可這句話像石頭，壓了我許多天。是的是的，在中國異見者看來，諾貝爾獎至高無上，只有近3000名死難者的代表，才有資格獲得。所以這些年，我和劉曉波等人的重大議題之一，是提名｢天安門母親｣的發起者丁子霖教授為諾貝爾獎候選人，我們寫過若干文章，公開聯名呼籲推薦至少5次以上。丁子霖的兒子在｢六四｣鎮壓中被槍殺，風聲鶴唳中，她作為遇難者家屬，第一個打破沈默，向國際社會指控劊子手政府。接著的20餘年，丁子霖夫婦一直被軟禁，但他們根據一星半點線索，經過若干地下渠道，逐個尋訪，竟然串聯了180多位｢六四｣難屬，形成影響深遠的｢天安門母親｣群體。大夥兒互相激勵，蒐集屠殺證據，記錄真相，在海外出版成冊，並年復一年上書當局，追究罪責，令獨裁者坐臥不安。劉曉波對我說：“｢丁子霖的工作令人想起 198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利‧威塞爾，後者的寫作主題是納粹滅絕猶太人的記憶。頒獎辭中，『把個人關注化作對所有暴力、仇恨和壓迫的普遍譴責』，也適用于丁子霖。｣《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