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嶺談中文圖書業在法蘭克福書展向世界展示的不同圖景

法蘭克福書展台灣館特別展出只有台灣

能出版見到的中文圖書。貝嶺先生認為

，這個規模和這些書所具有的價值及應

該有的影響太不相稱了。 

（貝嶺攝/天溢提供）

剛剛結束的法蘭克福書展是世界上最大的書展。中文圖書究竟在這個書展上展示了什麼樣的圖景是所有華人關心的問題。 

十三號結束的法蘭克福書展是世界上最大的書展，這個書展展示並且預示影響人們文化生活，精神走向的圖書業的動向。為此，關於今年在法蘭克福書展上中文圖書展示了什麼樣的圖景，記者採訪了貝嶺。 


流亡詩人貝嶺近年來幾乎每年都全程參加書展，德國出版社並且出版了他的有關中國當代文學的回憶錄，他在德國知識界享有相當的知名度。對於今年法蘭克福書展上的中文圖書的情況，他首先談了對來自大陸的中國館的看法，“中國館今年我發現一個非常明顯的現象，比前年和大前年，以及二零零九年那幾年看起來政治宣傳的書更多了。這就是說，我發現，在新的領導人習近平上台後中國館這邊出現了更多的宣傳中國政治、社會的書。” 


對此，他具體解釋說，“今年光是跟'雷鋒叔叔'有關的書我就看到十幾本。政治宣傳和宣傳中國正面形象的書的比例遠遠超過以往書展的時候他們呈現出來的豐富的中國文化、社會、地方志、博物館全集的比例。例如以前我看到過很多的衣服的歷史，中國服飾的演變，現在這些美輪美奐展示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書慢慢地減弱成為宣傳中國政治和領袖，和過去歷史及當代共產黨時代的一些所謂的榜樣的書。” 

關於與大陸平行的另外一個中文圖書的出版重地台灣，貝嶺先生說，“對於台灣館，我作為二零零三年台北國際書展的策展人，作為這些年對於台灣把它視為自己家園的作家，我其實對於每年台灣館缺乏整體上大的那種大的氣魄的，把所有中文的文學文化納入自己視野的勇氣和氣魄，深感失望！” 

貝嶺先生認為，圖書出版，如果缺乏最根本的文化堅持和追求，也就是價值和精神，那它顯示的一定是疲軟無力，沒有光芒和吸引力。對此，他說，“我覺得，台灣不管怎麼樣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的，或者說漢語世界，或漢字世界的一個重要的中心。但是他卻在整體上缺乏包容和廣闊的視野。單只是在中國不能夠出版的書籍，中國禁書這個範圍和欄目就只有台灣是獨家，但是台北書展方太沒有道德勇氣，太缺乏直接呈現這個世界的能力了。 

在中國不能夠出版的禁書裡面有很多非常好的書，包括廖亦武的全部的書。雖然每年在台灣館都有一本廖亦武​​​​的書展示，但是完全沒有呈現出他們對一位上一屆法蘭克福書展和平獎的獲得者作家所應有的重視和評價高度。 ” 

為此，貝嶺先生最後說，“我覺得台北書展基金會真的要下決心改革了。台灣以他的容量和內涵完全可以把所有中文、中華文化中最優秀的作家、思想和知識全部容納進來，呈現在他的館上。他完全可以表現這些東西，但是他沒有做到。” 

以上是特約記者天溢由德國發來的報導。